AI 不是中性工具：一場壟斷智慧與代理權的政治計畫

本文整理自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Podcast 2026 年 5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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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私部門自由發揮」的時代結束了

「這不是一個代理社會或智慧社會，這是代理權的壟斷和智慧的壟斷。」

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資深研究員托斯卡諾（Michael Toscano）在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的 Podcast 中，用這句話精準地拆解了矽谷的 AI 敘事。他的分析框架來自一個意想不到的地方：一位 1940 年代的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

波蘭尼在《鉅變》（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研究了英國工業革命期間的社會轉型，發現所謂「自由市場」並非自然形成，而是國家透過暴力手段和政治操作主動創造出來的。而當這種激進的市場化開始摧毀社會的基本結構時，社會會有機地、自發地產生反彈，試圖重新保護自己。波蘭尼把這個過程稱為「雙重運動」：第一運動是菁英主導的技術變革，第二運動是社會的自我保護。

托斯卡諾認為，我們正在 AI 領域經歷一場完全相同的雙重運動。

第一運動：智慧與代理權的壟斷

理解 AI 的政治性，第一步是停止把它當成純粹的矽谷計畫。托斯卡諾強調，AI 的發展是一個深層的政治工程，參與者不只是科技公司，還包括國家機器。

這個計畫的根基是社群媒體時代累積的海量資料。訓練大型語言模型所需的資料量，在社群媒體和搜尋引擎出現之前是不可想像的。而美國政府長期以來用政治手段保護這些公司蒐集資料的權利，讓數十億人在不知不覺中持續為這些系統生產訓練素材。

接下來是軍事化。托斯卡諾直言，當 Anthropic 和 OpenAI 被國防部採購，整合進「殺傷鏈」（kill chain）的時候，再說這是中性技術就太荒謬了。官方告訴大眾，發展 AI 是為了跟中國競爭，框架從「這是進步」變成「這是武器」。技術中立的神話和不可避免性的敘事，在這個脈絡下顯得格外虛偽。

更根本的問題是：這套計畫的目標是壟斷「智慧」和「代理權」。少數公司主張，應該由它們來為全社會、全世界提供智慧和行動能力。這等於是在告訴普通人：你擁有太多的自主性和判斷力了，讓我們來替你處理。托斯卡諾認為，這是一種對人民自然代理權的系統性威脅，因為它試圖創造的智慧和行動力並非從社會內部生長，而是由外部強加。

第二運動：社會有機的反撲

面對這場壟斷，社會並沒有沉默。托斯卡諾寫過一篇文章專門駁斥部分創投人士的說法：那些人把公眾對 AI 的疑慮說成是被操縱的、被少數末日論者帶風向的假議題。

托斯卡諾認為這種判斷是致命的政治錯誤。公眾對資料中心的擔憂、對 AI 聊天機器人影響孩子的恐懼、對工作被取代的焦慮，這些都是社會在感受到威脅後的自然反應，跟陰謀論扯不上關係。如果你把它當成陰謀來壓制，你會錯失真正的政治訊號。

這個反彈已經有了具體的成果。在美國州層級，家長主導的運動推動了年齡驗證、兒童資料保護等法案。學校開始把手機和平板撤出教室。Bloomberg 報導，光是家庭研究所推動的社群媒體政策建議，就被至少九個州採納。《紐約時報》稱這個組織是「催生兒少網路安全法案的推手」。

宗教社群也在覺醒。梵蒂岡在教宗方濟各任內發布了一份關於 AI 的評估文件《新與舊》（Antiqua et Nova），從神學角度論證 AI 系統無論多精密都不具備人格地位。現任教宗良十四世預計將發布一份更具分量的通諭，延續良十三世在 1891 年面對工業革命時發布的《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傳統，為 AI 時代的人權和正義提供整體性的願景。

托斯卡諾觀察到，過去十年的民粹浪潮，不管是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還是右派對自由主義的反彈，本質上都是社會在爭取自己的代理權。這股力量現在正匯聚到科技治理的議題上。

「不可避免」的神話

AI 產業最強大的修辭武器是「不可避免性」。不做就會被中國超越，不做就會被市場淘汰，不做就是阻擋進步。托斯卡諾用鄂蘭（Hannah Arendt）的思想來拆解這套說辭。

鄂蘭一生都在研究人類自由與「不可避免性」之間的張力。十九和二十世紀有無數意識型態宣稱自己是歷史的必然，從共產主義到法西斯主義，從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到自由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鄂蘭的洞察是：這些所謂的必然性，通常只是一小群特別堅定的菁英推動的大型計畫。

AI 的「不可避免性」同樣經不起檢驗。微軟 AI 執行長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在《即將到來的浪潮》中坦承，AI 之所以「不可避免」，不是因為某種無限進步的力量，而是因為背後牽涉了鉅額的資金，總有人會想賺那筆錢。托斯卡諾欣賞這份坦誠，因為它戳破了神話：如果你說它不可避免，同時又說我們必須傾盡全力去做，這兩個命題在邏輯上是矛盾的。

奧特曼（Sam Altman）把 AI 描述為潛在的「繼任物種」。不管你怎麼看這個說法，它至少揭示了一件事：AI 已經跨越了複雜工具的門檻，進入了對人類存在本身構成挑戰的領域。自主行動、強大的推理能力、接近人類的對話表現，這些特質讓 AI 不再只是一把更好的錘子，而是某種需要被認真治理的東西。

人類的能動性是 AI 成功的前提

托斯卡諾的結論不是反科技。他反覆強調，AI 有許多有益的應用，如果社會被允許參與塑造這些系統，最好的應用會自然浮現。但這需要一個前提：人類對 AI 的能動性必須被保留。

這不只是政策問題，更是心理條件。當人們感覺到 AI 系統是屬於他們的，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是在出事時有人負責的，他們才會信任。如果 AI 以一種外來的、不受控的方式被強加在社會上，它永遠只會是「異物」。

歷史證明社會有能力消化顛覆性的技術變革。印刷術、工業革命、第二次工業革命都帶來了巨大的社會動盪，但每一次，社會都找到了方法在新技術和人類需求之間達成平衡。書是一種技術，但我們發展出了圖書館制度、年齡分級、漸進式的識字教育。沒有理由認為 AI 不能被同樣地治理。

我的觀察

托斯卡諾的波蘭尼框架，對臺灣有一個很直接的啟示：別只看技術，要看政治。

臺灣在全球 AI 供應鏈中的角色讓我們容易把 AI 討論簡化為產業競爭力的問題：晶片要更先進、代工要更有效率、人才要留得住。這些當然重要，但托斯卡諾提醒我們，如果忽略了「社會如何消化這項技術」的問題，產業優勢最終會建立在社會裂痕之上。

「雙重運動」的核心訊息是：社會的反撲恰恰是讓進步可持續的條件，少了它，技術發展遲早會自我毀滅。AI 越強大、部署越快，治理的需求就越迫切。能同時推動技術發展和社會治理的國家，最終會比那些只追求速度的國家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