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 美國人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楊安澤拆解 AI 時代五大財富重分配方案

本文整理自《Equity TechCrunch》2026 年 6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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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楊安澤（Andrew Yang）參選美國總統時，他的核心政見只有三個字：全民基本收入（UBI）。當時這個概念幾乎被當成科幻小說的情節。記者問他「錢從哪來？」選民問他「為什麼要發錢給不工作的人？」他在辯論台上被邊緣化，最終退選。

六年後，風向完全不同了。Anthropic 執行長 Dario Amodei 提出 token 稅，OpenAI 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推動公共財富基金，馬斯克（Elon Musk）喊出「全民高收入」（universal high income），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更激進地提議對主要 AI 公司一次性課徵 50% 的股票稅。民調顯示，65% 的美國人現在支持某種形式的 UBI。

楊安澤在 TechCrunch 的 Equity Podcast 上自嘲是「卡珊德拉」（Cassandra），希臘神話裡那個預言正確卻沒人信的先知。「我希望我不是對的，」他對主持人 Rebecca Bellan 說。「AI 正在取代很多工作，UBI 應該是必然的。問題只是我們多快到達那裡，中間會發生多少壞事。」

五條路線，同一個焦慮

楊安澤在節目中一口氣盤點了科技業和政界目前檯面上的 AI 財富重分配方案。每一條路線看起來不同，但都指向同一個核心焦慮：AI 產生的價值被吸進雲端，普通人卻眼睜睜看著工作消失。

Dario Amodei 的 token 稅是最有科技味的方案。概念是 AI 公司每處理一個 token（AI 模型的計算單位），就繳一筆稅。稅基直接綁在 AI 的使用量上，用多少、繳多少。這個機制的好處是透明、可量化，但難題在於：token 價格快速下降，如果稅率不跟著調整，幾年後可能收不到多少稅。

奧特曼的立場則經歷了明顯轉變。2019 年，他自掏腰包 1,400 萬美元資助 UBI 研究。但到了 2026 年，他改口說固定現金可能「不夠用」，轉而提議讓人們獲得 AI 算力的一部分。Rebecca Bellan 不客氣地把這種轉向稱為「像是一個循環的自利方案」，因為這等於是用 AI 公司的產品來代替真金白銀。拿算力能幹嘛？普通人不知道怎麼用算力交房租。

馬斯克的「全民高收入」和他在其他場合的表態一致：AI 會讓所有人富有到不需要工作。但具體怎麼實現，他沒有給出細節。

桑德斯的方案是目前最具體的政策提案。他主張對主要 AI 公司一次性課徵 50% 的股票稅，用這筆錢成立主權財富基金，再把基金收益直接分配給美國公民。模型是挪威的政府養老基金和波灣國家的石油基金，這些國家靠資源收益讓公民享有高品質的生活水準。

「所有這些方案都指向同一個方向，」楊安澤觀察。「AI 的價值會被吸進雲端。普通人會抬頭看著四周說：為什麼我的孩子從大學畢業卻找不到工作？」

UBI 是「著陸墊」，不是薪水替代品

主持人 Rebecca Bellan 提出一個常見質疑：就算有 UBI，金額也不可能替代正常薪水。從政府或 AI 公司拿到的那點錢，怎麼可能抵得上失去的工作收入？

楊安澤的回答很明確。UBI 從來就不是要替代薪資。它是一個「著陸墊」（landing pad），是「潤滑劑」（lubricant）。他的邏輯是：AI 會迫使大量勞工轉型，而轉型本身是昂貴的。你可能需要搬家、重新培訓、轉換產業。這些過程「嚇人、繁瑣、有時候很花錢」。如果你知道有一筆保底收入會跟著你走，不管你做什麼決定，轉型的風險就小得多。

他接著丟出一個數字來框定整場辯論：美國目前的人均 GDP 是 84,000 美元，AI 會把這個數字推過 10 萬美元。「到了那個時候，你什麼時候才開始為人民提供基本生活所需的資金？」

這個框架轉換很巧妙。它把 UBI 的辯論從「我們付不付得起」轉向「我們已經夠富有了，問題只是怎麼分」。楊安澤稱之為「從匱乏到豐裕」的思維轉換。當一個國家的人均 GDP 接近 10 萬美元時，基本生活保障從「烏托邦」變成「數學問題」。

楊安澤為什麼不信任政府管道

桑德斯的主權財富基金提案聽起來有理有據。挪威靠石油基金養出了全球最高的生活水準之一，波灣國家也是類似模式。但楊安澤有一個根本性的疑慮：如果這筆錢先進了政府口袋，它真的會到普通人手上嗎？

「如果政府拿到這筆錢，它不會真的流向那個失業的人，」楊安澤直言。「它只會被拿去堵一個洞，或者做一些沒什麼生產力的事。」他特別提到聯邦赤字的黑洞，擔心主權基金的收益會直接被吞掉，從來到不了公民手上。

這不是理論上的擔憂。楊安澤說他認識的創辦人和企業家普遍有同樣的不信任感。他們不反對 AI 公司需要分享財富，但他們質疑政府作為中間人的能力和意願。

「連結必須是直接的，」楊安澤強調。他主張在 AI 創造的財富和受影響的美國人之間，應該有一條不經過政府管道的直接路徑。具體怎麼做？他坦承還沒有完美答案，但明確傾向於私部門主導的機制。

這裡存在一個有趣的矛盾。楊安澤 2020 年競選總統時，他的整個框架就是「政府來收、政府來發」。但過去幾年，他對政府的信任明顯動搖了。他提到 COVID 紓困支票是 UBI 最接近的實際驗證。當時支票發出去之後，很多人傳訊息跟他說：「這就是你在講的東西。」但即使那次成功的經驗，也沒能改變他現在對政府管道的懷疑態度。

Noble Mobile 作為「微型 UBI」的數學

楊安澤把他的新創公司 Noble Mobile（一家以月費 50 美元提供無限數據的 MVNO 電信商）和 UBI 理念做了一個直接的數學連結。

一個 Noble Mobile 訂閱者平均每月省下約 50 美元。一年就是 600 美元。如果這個人使用 40 年的無線通訊服務（這幾乎是終身需求），加上複利效果，累計大約是 24,000 美元。

「這是一筆退休金的頭期款，」楊安澤說。「而這筆錢，現在正流向無線通訊公司的股東口袋。」

這當然不等於 UBI。24,000 美元攤到 40 年也只是每年 600 美元，遠低於任何有意義的基本收入水平。但楊安澤的重點不在數字大小，而在邏輯方向：既然政策動不了，私部門可以先用市場手段把部分財富從企業股東手中轉移回消費者口袋。Noble Mobile 是這個邏輯的最小可行產品。

他的計算也點出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光是電話費這一個品類，就有每人每年 600 美元的「隱形稅」在流向股東，那住房、醫療、教育等其他品類呢？楊安澤列出八項日常支出（住房、醫療、教育、食物、燃料、交通、媒體、通訊），無線通訊只是他認為最容易突破的一個。如果每個品類都有類似的效率空間，累積起來的「民間版重分配」可能比想像中更可觀。

矽谷精英的「開明自利」

楊安澤認為，即使是最富有的科技公司也有商業理由支持重分配。他的論點不是道德勸說，而是生意邏輯。

「有消費能力的消費者，是你的東西能賣出去的前提，」他說。「如果所有價值都集中在少數人和少數公司手上，對所有人都是壞事。」

他透露矽谷確實有一些人「對重分配持開放態度」，原因之一是自我保護。很多科技創辦人已經雇了私人保鏢，但他們不想升級到「下一個層級」。楊安澤暗示的下一個層級，就是科技圈常傳的末日碉堡和離岸避難所。

這種「開明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的邏輯很直白：與其花大錢建碉堡，不如讓消費者有購買力。一個人人有錢可花的社會，比一個所有財富被榨乾的社會更穩定，也更有商業價值。

但楊安澤也沒有天真地認為 AI 公司會主動讓利。「它們會談論分享，」他說，語氣裡帶著一絲苦笑。「但等到橡膠碰到路面（rubber hits the road）的時候呢？」他沒有給出答案，留下了一個開放式的問號。這或許也是他選擇先做 Noble Mobile 而非繼續推動政策的原因。在等待「橡膠碰到路面」的那一天到來之前，至少先讓消費者的電話帳單少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