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工業革命到 AI 革命：天主教 135 年的「新事」回應史

"The Church's Social Doctrine is not the result of a project devised at a desk, but rather the product of a patient process in which each pontiff made a unique contribution in light of the 'new things' of each particular era."

「教會的社會訓導不是在書桌上設計出來的方案，而是一個耐心的過程，每一位教宗都根據各自時代的『新事』做出了獨特的貢獻。」（¶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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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良」教宗，相隔 135 年的「新事」

1891 年，歐洲正被工業革命的副作用撕裂。童工在煤礦裡勞動十四小時，紡織廠的女工懷孕後被解僱毫無補償，城市貧民窟的死亡率遠高於農村。社會主義運動席捲大陸，馬克思去世不過八年，他的幽靈仍然徘徊。就在那一年，教宗良十三世（Leo XIII）發布了《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首次以天主教會的制度性力量，系統性地回應工業革命帶來的社會問題。這份文件為勞工辯護、為工會正名，宣告人的勞動尊嚴優先於資本的邏輯。

135 年後的 2026 年 5 月，另一位選擇「良」（Leo）作為名號的教宗，發布了他就任以來的首份通諭。教宗良十四世（Leo XIV）在《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中面對的「新事」已經完全不同：蒸汽機和紡織廠換成了大型語言模型和資料中心，國家層級的資本家和工廠主換成了市值超越多數國家 GDP 的跨國科技巨頭。通諭開篇就點出：「人類從未擁有對自身如此大的權力。」但推動這股力量的主體，已經從國家轉向了私人企業。

名號的呼應絕非巧合。良十四世刻意致敬他的前輩，因為兩人面對的雖然是截然不同的「新事」，核心關懷卻一脈相承：當新的權力結構崛起，底層的人會怎樣？當技術進步帶來效率的飛躍，人的尊嚴要擺在哪裡？這不是教宗突然對 AI 產生興趣，而是天主教社會訓導 135 年傳統的最新一章。要讀懂《偉大的人類》，必須先理解這條從 1891 年延伸到 2026 年的思想脈絡。

奠基：當工業革命碾過勞動者的尊嚴

良十三世的《新事》之所以成為里程碑，不只因為它替勞工說話，更因為它確立了一套方法：教會面對社會變遷時，選擇走進歷史現場而非躲進神學的象牙塔，在福音的光照下，對具體的社會現實做出判斷。若望保祿二世後來把這套方法稱為社會訓導的「持久典範」。用今天的話來說，這是一套持續迭代的社會診斷框架，每一代教宗都在前人的基礎上回應自己時代的挑戰。

《新事》在 1891 年做出的兩個核心判斷，到今天讀起來依然鋒利。第一，人的勞動尊嚴優先於任何以金融或生產力為中心的思維。這句話直接針對當時「勞工只是生產成本」的主流觀念開火。通諭為公正工資辯護、肯定勞工結社的權利，主張社會各階層應該合作而非鬥爭。第二，福音的宣講和社會正義的追求不可分離。如果你只講信仰卻不觸碰造成苦難的社會結構，那不是真正的福音。庇護十一世後來稱《新事》為基督徒社會行動的「大憲章」，並非溢美之詞。

1931 年，全球正陷入經濟大蕭條。庇護十一世發布《四十年》通諭（Quadragesimo Anno），把視野從勞資關係擴展到整個經濟和政治秩序。他批判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也反對集體主義壓制個人自由的方案。更重要的是，他系統性地提出了「輔助原則」：凡是個人、家庭、地方社群和中介組織能做的事，上層機構不應越俎代庖。這個原則後來成為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基石，也深刻影響了歐盟的治理哲學。放到 2026 年的脈絡來看，輔助原則提出的問題格外尖銳：當 Google、Meta、OpenAI 這樣的科技巨頭掌握了資料、演算法和基礎設施，它們是否已經成為比國家還要高的「上層機構」？如果是，輔助原則該怎麼運作？

從勞工權利到普世人權

二戰的慘痛經驗，促使教會的社會訓導從勞資議題擴展到更廣闊的人權視野。庇護十二世在戰時和戰後的聖誕廣播講話中，為國際秩序勾勒出以正義、和平與人性尊嚴為基礎的藍圖。他堅持法律必須建立在客觀原則之上，不能屈從於強者的利益，並且警告：如果國際秩序由最強者的優勢主導，弱小民族將面臨壓迫，國與國之間的信任將從根本上被摧毀。他也指出，國家間深層的經濟失衡是引發衝突的溫床。這三條準則在今天重讀，面對新型態的全球權力和持續擴大的不平等，依然提供了重要的判斷標準。

真正把天主教社會訓導推向全球視野的，是若望二十三世。1961 年的《慈母與導師》通諭（Mater et Magistra）強調信仰不只是天上的事，教會同樣關心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切實需要。兩年後，《和平於世》通諭（Pacem in Terris）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事：它不僅寫給天主教信眾，而是致書「所有善心人士」，將人的尊嚴與基本權利和義務緊密扣連，提出一個以真理、正義、愛與自由為基礎的國際社會方向。在今天這個充滿衝突、全球相互依存又摩擦不斷的時代，若望二十三世的呼籲依然超前：普世的視野、以人權作為共同框架、持久和平必須建立在尊重每個人尊嚴的制度之上。

梵二轉向：教會走進世界

1962 到 1965 年的第二次梵蒂岡大公會議，是天主教會現代史上最重要的轉折點。會議通過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1965）徹底改變了教會與世界的關係。它呈現的不再是一個高高在上、對世界指手畫腳的教會，而是一個願意貼近人類、參與世界、在具體歷史處境中反思的教會。同一時期通過的《信仰自由》宣言（Dignitatis Humanae）確認宗教自由是植根於人性尊嚴的基本權利，為保護個人良心、建設多元社會提供了關鍵判準。

這份憲章的核心方法論，對今天的 AI 治理有著出人意料的啟發。它提出一個任務：「傾聽和辨別我們時代的多種聲音，在天主聖言的光照下加以詮釋。」這裡的「傾聽」意味著一種精神辨識的態度。教會在聖神的引領下，從文化和社會的變遷中辨認進步的標記，同時辨認那些扭曲的偏差。歷史本身就是教會學習的場所，教會讓自己被聖神教導福音在文化和社會變遷中「人性化的力量」。這套方法建立了一個開放的學習機制，讓社會訓導不至於僵化成一套死板的教條。

保祿六世在這個基礎上繼續推進。1967 年的《民族發展》通諭（Populorum Progressio）提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概念：「整全的人的發展」。發展的衡量標準不該是 GDP 數字的成長，應該看人是否從「較不人性」的生活條件過渡到「更人性」的生活條件，涵蓋每一個人的每一個面向。保祿六世因此宣稱，這樣理解的發展「就是和平的新名字」。1971 年的《八十週年》公函（Octogesima Adveniens）進一步把這套視野應用於後工業社會的都市化、新型貧窮和快速文化變遷。他確信福音的判準足以讓我們在不斷變化的處境中辨認什麼在「人性化」、什麼在「去人性化」。只要世界上還有人被排除在符合人性尊嚴的發展之外，基督徒社群就不能滿足於對和平的理論宣講，而必須讓福音去審視那些造成排斥的經濟和政治結構。

全球化浪潮下的倫理邊界

若望保祿二世的社會訓導，正處於二十世紀意識形態大崩解和經濟全球化興起的交叉路口。1981 年的《論人的工作》通諭（Laborem Exercens）提出一個精準的檢驗標準：公正工資是驗證整個社會經濟體系是否正義的具體指標，因為它直接檢驗勞動者究竟被當作「人」還是僅僅被當作生產成本。工作不只是謀生手段，而是人實現自由、創造力和合作能力的根本場域。放在今天 AI 自動化的脈絡中，這套判準直接挑戰了以效率為唯一衡量標準的邏輯：企業決定以 AI 取代人力時，不能只算成本和產出，還必須考量勞動者的尊嚴和參與社會的真實可能。

1987 年的《論社會事務關懷》通諭（Sollicitudo Rei Socialis）把目光轉向全球南北差距，直言過去加速窮國發展的種種嘗試大多失敗，南北鴻溝持續擴大。他批判由最強經濟體主導的金融和貿易機制，要求它們接受嚴肅的倫理審視，而不僅是技術性的評估。1991 年蘇聯崩潰後，《百年》通諭（Centesimus Annus）冷靜指出：教會肯定民主和市場的價值，前提是它們真正保障公民的有效參與，防止權力被少數精英壟斷，不犧牲弱勢者來餵養利潤的邏輯。當我們看到 OpenAI 從非營利轉型為營利企業，看到少數科技公司掌控了全球 AI 基礎設施的絕大部分，若望保祿二世在三十多年前寫下的警告，讀起來就像是針對今天的局面。

本篤十六世在 2009 年的《在真理中實踐愛德》通諭（Caritas in Veritate）中，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新挑戰。他觀察到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中資本和生產要素的大規模流動，已經削弱了各國政府影響經濟進程的政治能力。在富裕國家，新型態的貧窮和排斥正在浮現；在貧窮地區，少數人的消費主義奢侈和赤貧的去人性化危機並存。他把「愛德」放在社會訓導分析的正中心：發展、正義、制度和市場都不是中性的現實，愛德在真理中必須找到歷史表達的空間。社會、法律、政治和經濟領域恰恰是人們最容易否認道德相關性的地方。本篤十六世的貢獻就在於拒絕讓這種否認站得住腳。

從地球的呼喊到人心的召喚

方濟各的社會訓導把前幾位教宗的線索編織成一張更大的網。2013 年的《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Evangelii Gaudium）開宗明義：基督信仰的宣講有其內在的社會向度，教會必須能聽見窮人、移民和新形式奴役受害者的呼聲。方濟各堅持「共議同行」的教會觀，強調教會要「一起行走」，在福音的光照下讀取時代的標記，讓自己被那些和教會共處於歷史中的窮人所福音化。

2015 年的《願祢受讚頌》通諭（Laudato Si'）是教會在社會通諭中首次系統性地處理環境危機，論證它不是孤立議題，而是當代社會經濟危機的生態面向。方濟各提出「整合生態學」概念，把關懷共同家園和優先選擇窮人結合在一起，宣告「大地的呼喊和窮人的呼喊」不能分開。他同時批判了「科技宰制範式」（technocratic paradigm），也就是把一切現實化約為待征服對象的思維。這個概念在良十四世的《偉大的人類》中被直接繼承，應用於 AI 和數位技術的分析。2020 年的《眾位弟兄》通諭（Fratelli Tutti）面對社會結構碎裂和疫情衝擊，試圖重燃社會友誼和普世兄弟情誼的夢想。2024 年的《祂愛了我們》通諭（Dilexit Nos）補上最後一塊拼圖：所有重大的社會努力，不能和與基督的個人關係脫節。對耶穌聖心之愛最真實的回應，就是具體地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為什麼 135 年不僵化？社會訓導的方法論秘密

走過七位教宗、十多份通諭，最值得問的問題或許不是「教會說了什麼」，而是「為什麼這套系統沒有在歷史的轉彎處過時」。多數思想體系面對劇烈的社會變遷，不是僵化就是裂解。天主教社會訓導卻在每一次「新事」衝擊時，展現出令人意外的調適能力。

良十四世在通諭中點出了關鍵。社會訓導「不是一套待應用的原則和規範手冊，而是一個共同辨識的過程」（¶27）。它誕生於「福音的永恆真理與歷史問題的相遇」，讓自己被時代的標記所挑戰，從科學、文化和人類經驗中汲取養分。這段話點出了一個精巧的機制：核心原則（人的尊嚴、共善、團結、輔助）保持穩定，但原則在每個時代的具體應用是開放的、動態的、需要辨識的。AI 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被納入社會訓導的視野，AI 被視為「從內部挑戰社會訓導範疇的發展，要求它們在忠於福音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17），而非又一個待研究的主題或待管理的危機。

教會還做了另一件多數權威機構不願意做的事：承認自己不壟斷真理。若望保祿二世坦承教會曾經「對不寬容甚至使用暴力來服務真理表示默許」。良十四世重申「教會不宣稱壟斷真理」。方濟各用一個生動的說法表達這個態度：「時間大於空間」，重要的不是佔據權力位置或防守文化陣地，而是啟動好的過程、讓它們成熟。教會同時歡迎「哲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貢獻（¶23），把對話視為使命的一部分。矽谷信奉「快速行動、打破一切」，教會的方法論更像「耐心行走、在歷史中學習」。135 年的時間證明，後者的生命力可能更長。

從《新事》到《偉大的人類》：不變的核心

回顧這條 135 年的思想軌跡，幾條不變的主線清晰可見。人的尊嚴優先於任何系統、制度和技術。工作是人實現自我的方式，不能被化約為成本。財貨的目的是服務所有人，不是讓少數人累積。團結和輔助是社會組織的雙翼，缺一不可。這些原則在 1891 年針對的是蒸汽機驅動的工廠和煤礦，在 2026 年針對的是 GPU 叢集驅動的資料中心和演算法。對象變了，框架沒變。

但也有一個決定性的差異。1891 年，良十三世面對的權力集中主要來自國家和國內資本家，挑戰的規模在國家之內，教會可以在國家層面呼籲改革。2026 年，良十四世面對的權力集中來自市值超越多數國家的跨國科技巨頭，它們的資源和干預能力「超越許多政府」。通諭不迴避這個現實：推動 AI 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私人的、往往是跨國的行為者」。權力的形態已經改變，社會訓導的應用因此必須更新。這正是接下來幾篇文章要深入探討的：良十四世如何把 135 年的原則框架，應用到一個權力形態已經徹底不同的世界。

通諭用一個貫穿全文的隱喻來理解這個選擇：巴別塔和耶路撒冷。巴別塔象徵一種以利潤為偶像犧牲弱者、用齊一性消滅差異、相信單一語言（即使是數位語言）可以翻譯一切的科技狂妄。耶路撒冷象徵另一種建造：傾聽、多元、共同責任，每個人各就其位，在差異中建立共融。良十四世問的是：我們正在建造的 AI 文明，究竟是哪一座城？

這個問題不只是給信徒的。對於每一個正在開發、部署、投資或使用 AI 技術的人來說，135 年社會訓導留下的最核心追問始終是同一個：在技術進步的洪流中，人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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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諭原文：Magnifica Humanitas（梵蒂岡官網英文全文）

📎 本文為「教宗的 AI 通諭」系列第 ① 篇，對應通諭第一章（¶17-45）。系列共 8 篇，逐章拆解這份天主教會最全面的 AI 立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