堤道行動：二戰美軍差點攻打台灣的歷史真相與當代防衛啟示

本文整理自美國海軍戰爭學院「議題與國家安全」系列講座，2026 年 2 月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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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能不知道，美國差點攻打台灣

1944 年，太平洋戰爭進入最後階段。美軍在馬里亞納群島取得決定性勝利後，需要決定下一步往哪裡打。擺在桌上的選項有兩個：菲律賓，或者台灣。

選台灣的理由很直接。當時的台灣（日本稱「福爾摩沙」）是日本帝國的關鍵節點，控制著南海航線，連結日本本土與南太平洋的資源補給。拿下台灣，等於掐住日本的戰略咽喉。美國海軍高層認為，如果能在台灣建立前進基地，就可以從這裡直接轟炸日本本土，同時切斷日軍在東南亞的退路。

這個計畫有一個代號：Operation Causeway，堤道行動。

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副教授易思安（Ian Easton）在一場最新公開演講中，完整還原了這段幾乎被遺忘的歷史。這位曾任華府智庫「2049 計畫研究所」資深主任的台灣研究專家，著有《中共攻台大解密》和《爭霸大業》兩本在台灣引起廣泛討論的著作。他在政治大學取得中國研究碩士學位，在台灣師範大學學過中文，對台灣的了解不只是學術上的。他說這場演講的靈感，來自他在海軍戰爭學院的研究工作，而演講廳的名字本身就是一條線索。

他站在斯普魯恩斯廳（Spruance Auditorium）裡，告訴聽眾：這座演講廳的命名人雷蒙德·斯普魯恩斯（Raymond Spruance）上將，中途島海戰的英雄、海軍戰爭學院前校長，正是被選定擔任堤道行動最高指揮官的那個人。歷史的線索，就藏在腳下。

一場比諾曼第更大的登陸作戰

堤道行動的規模超乎一般人的想像。根據易思安引用的歷史文獻，這場行動計畫動員約 50 萬美軍，包括 30 萬陸軍和 10 萬海軍陸戰隊，規模直逼 1944 年 6 月的諾曼第登陸。如果真的執行，它將成為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一次海陸空聯合作戰。

計畫的 D-Day 暫定為 1945 年 2 月 15 日。美軍第十軍團的六個師將在台灣西南部海灘發起兩棲登陸，首要目標是拿下高雄港和左營軍港。後續部隊會沿著西海岸向北推進，最終目標是台北。為了這次行動，美軍專門成立了新的兩棲師、兩棲軍和一支聯合野戰軍。海軍戰爭學院甚至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了一個「台灣研究小組」，編纂了大量的民政管理手冊、作戰地圖和訓練教材，為佔領台灣後的治理做準備。

這些細節顯示，堤道行動不是紙上談兵。美軍花了超過一年的時間進行情報蒐集、作戰規劃、後勤備料。這是一個嚴肅的、已經進入執行準備階段的作戰計畫。

日本也知道美軍要來

另一邊，日本帝國的參謀本部同樣判斷美軍會攻打台灣。他們的應對計畫叫做「捷二號作戰」（SHO-GO 2，捷2号作戦），意思是「勝利二號作戰」。這是一份以「殲滅」為核心思想的防禦藍圖，涵蓋台灣和琉球群島的聯合防禦。

日軍在台灣的部署規模同樣驚人。根據歷史記錄，駐台日軍加上被動員的台灣民眾，防守兵力相當龐大。日軍的計畫是利用台灣多山的地形，把登陸的美軍引入內陸後進行消耗戰，讓每一寸土地都付出血的代價。他們研究了美軍在塔拉瓦、塞班島和硫磺島的登陸模式，準備在灘頭和縱深同時設下層層防線。

易思安指出，如果雙方的計畫都按照設想執行，台灣將成為太平洋戰爭中最血腥的戰場之一。考慮到日軍在硫磺島和沖繩的頑強抵抗，在台灣這樣面積更大、地形更複雜、平民人口更多的島嶼上發動登陸作戰，傷亡數字會是驚人的。沖繩之戰造成美軍超過 12,000 人陣亡、日軍約 10 萬人死亡、平民死亡估計達 10 萬人以上。台灣的面積是沖繩的 30 倍，人口更是數倍之多。

為什麼最後沒打

1944 年 10 月，命運轉了彎。

最關鍵的反對者是道格拉斯·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將軍。他力主先奪回菲律賓，這不只是軍事判斷，也帶有個人因素。1942 年，麥克阿瑟從菲律賓撤退時留下了那句著名的「I shall return」（我會回來的），攻打菲律賓是他的政治承諾，也是他的個人榮譽。

但反對堤道行動的不只有麥克阿瑟。連被指定為最高指揮官的斯普魯恩斯自己也認為，要徹底佔領台灣可能需要多達 70 萬兵力，而且需要從歐洲戰場抽調資源，這在後勤上幾乎不可行。佔領台灣之後的治理問題更是棘手：語言不通、地形崎嶇、日本經營台灣已超過 50 年，行政系統完全日本化。

1944 年 10 月 3 日，參謀長聯席會議做出了最終決定：麥克阿瑟進攻呂宋島，海軍陸戰隊進攻硫磺島，然後聯合部隊進攻沖繩。台灣被跳過了。

這個決策是二戰太平洋戰場最重要的戰略轉向之一。它改變了戰爭的走向，也改變了台灣的命運。如果美軍真的登陸台灣，這座島嶼的戰後歷史將完全不同。

如果美軍真的打了台灣

易思安在演講中花了相當篇幅討論這個反事實問題。他的分析不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基於雙方已知的作戰計畫和兵力部署做出的推演。

首先是灘頭的血戰。美軍計畫在台灣西南部四個海灘同時登陸，這些海灘的地形條件和防禦設施意味著第一波登陸部隊會承受極大傷亡。日軍的防禦工事、水際障礙物、火砲陣地都是針對兩棲登陸精心設計的。如果台灣版的 D-Day 真的發生，登陸第一天的傷亡規模可能不亞於諾曼第的奧馬哈灘頭。

接下來是更漫長的陸地戰。台灣中央山脈海拔超過 3,000 公尺，是天然的防禦屏障。日軍可以退入山區進行游擊戰和持久戰，這比在沖繩的首里城防線更難對付。而且台灣當時有超過 600 萬平民，戰鬥造成的平民傷亡將遠遠超過沖繩。

但易思安也指出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堤道行動的取消，讓美軍改走硫磺島和沖繩路線。沖繩之戰的慘烈傷亡直接影響了杜魯門總統決定使用原子彈的決策。換句話說，台灣被跳過這件事，與廣島和長崎的原爆之間，存在一條間接的因果鏈。

歷史的鏡子：當代台海防衛的四個啟示

易思安認為，堤道行動的歷史不只是學術研究的對象，它對今天的台海局勢有直接的參考價值。他從這段歷史中提煉出幾個關鍵觀察。

先看地理。台灣海峽最窄處約 130 公里，比英吉利海峽的 34 公里寬了將近四倍。1944 年，盟軍橫渡 34 公里的英吉利海峽就需要史上最大規模的軍事行動。要橫渡 130 公里的台灣海峽進行兩棲登陸？難度完全不在同一個層次。在二戰的技術條件下如此，在今天的反艦飛彈和無人機時代更是如此。易思安強調，兩棲作戰是所有軍事行動中最複雜、最危險的一種。翻開歷史紀錄，沒有任何一次成功的大規模兩棲登陸，是在防禦方有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完成的。

再看準備的價值。堤道行動最終被取消，原因之一就是日軍的準備太到位了。當防禦方展現出足夠的決心和能力，攻方更傾向於選擇其他路線，去找阻力更小的目標。斯普魯恩斯本人之所以轉而支持進攻沖繩而非台灣，很大一部分考量就是台灣的防禦太厚實，預期傷亡會高到難以承受。這個邏輯在今天依然成立：台灣的軍事準備越充分，被攻擊的可能性就越低。嚇阻不是挑釁，而是讓對方在決策桌上算完帳之後，決定不值得動手。

然後是全民防衛。演講的最後一部分，易思安把鏡頭從歷史轉向了當下。他提到台灣民間正在發生的變化，特別是像黑熊學院（Kuma Academy）和壯闊台灣聯盟（Forward Alliance）這樣的民間組織。這些組織在週末開設訓練課程，教普通台灣人基本的防衛技能：怎麼分辨敵我軍服、怎麼止血包紮、怎麼在通訊中斷時自我組織。參加的人不是軍事迷，而是看了新聞之後擔心國家安全的一般公民。他們知道如果最壞的情況發生，不能只靠軍隊。

易思安認為這種「社會韌性」是台灣防衛的關鍵拼圖。軍事能力固然重要，但一個社會能否在遭受攻擊後維持運作，取決於全體國民的心理準備和基本應對能力。他在演講中展示了台灣民眾參加訓練的照片，指出這些人正在實踐一個從二戰就存在的道理：島嶼防禦從來不只是軍隊的事，而是整個社會的事。

最後一個觀察也許最值得咀嚼。易思安說，堤道行動的歷史告訴我們，戰爭計畫經常被制定，但不一定會被執行。決策者會在最後一刻根據戰場形勢做出調整。麥克阿瑟推翻了海軍的台灣方案，斯普魯恩斯自己也改變了立場。這意味著今天的任何攻台計畫，同樣可能因為各種因素而被取消或修改。歷史不是宿命，而是充滿了選擇的節點。

被遺忘的歷史，正在被重新記起

從學術角度來看，易思安在 2024 年發表的《中國海事報告第 42 號》已經完整記錄了堤道行動的研究成果。這場面向公眾的演講，是把這個冷門歷史課題帶到更廣泛受眾面前的嘗試。

對台灣人來說，這段歷史有一層特殊的意義。我們習慣從中日關係、國共內戰的框架來理解台灣的近代史，但堤道行動提醒我們，台灣的戰略地位在 80 年前就已經被美國和日本的最高決策層激烈討論過。這座島嶼不是在冷戰時期才變得「重要」的，它的地理位置從一開始就決定了它在太平洋戰略版圖上的關鍵角色。

易思安站在斯普魯恩斯廳裡，用一段 80 年前的往事提出了一個面向未來的論點：台灣最好的防衛策略，就是讓任何潛在的入侵者相信，這場仗不值得打。歷史上，堤道行動因為代價太高而被放棄。今天的台灣需要確保同樣的邏輯繼續成立。

這不是恐懼，是準備。用易思安在演講結尾的話來說：希望藉由做好面對入侵的準備，台灣永遠不會真的被入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