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產業動態

資料是所有人的：教宗對數位經濟最激進的一句話

教宗良十四世在通諭《偉大的人類》中，將資料、演算法、數位平台定義為「屬於全人類的財貨」，主張資料壟斷在道德上等同於土地壟斷。他指出科技巨頭的權力已超越國家。這套原則框架比歐盟 AI Act 走得更遠，直接質疑數位經濟的所有權結構。

2026 年 5 月 28 日 · 來源： Vatican - Magnifica Humanitas

"Among the goods universally intended for everyone, we must also include new forms of property, such as patents, algorithms, digital platforms,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 and data." 「在普遍歸屬所有人的財貨中，我們也必須納入新型態的財產，包括專利、演算法、數位平台、技術基礎設施和資料。」（¶67）

如果這句話出自歐盟執委會主席口中，隔天早上科技股大概會集體跳水。演算法是「屬於全人類的財貨」？數位平台不是私人企業的資產？這種論述放在任何國際經濟論壇都會被當作激進左派的幻想。但說這話的人是教宗良十四世，寫在一份四萬多字的通諭《偉大的人類》（Magnifica Humanitas）裡，發給全球十四億天主教徒和「所有善意的人」。這不是一個學者在社群媒體上丟出的辛辣觀點，是地球上最大宗教機構的正式文件，經過數月的諮詢和審慎草擬。

通諭第二章（¶46-97）鋪設了六大社會訓導原則的「數位新解」，全部指向同一個核心問題：AI 時代的權力和資源，應該怎麼分配？這個問題跳過了技術監管，跳過了風險分級，直接觸碰所有權與分配正義。在歐盟忙著給 AI 系統分風險等級、台灣剛通過 AI 基本法宣示七大原則的此刻，教宗直接把問題推到了更深的層次。他沒在問「AI 怎麼管」，他問的是「這些東西到底是誰的」。

人的尊嚴不是你的績效考核

在展開六大原則之前，通諭花了十五個段落（¶46-58）打下三塊地基。這三塊地基看似是神學概念，但教宗真正想說的，是一套與矽谷主流價值觀正面衝突的人觀。

第一塊是「人是三位一體天主的肖像」（¶48-50）。翻成白話：人的價值來自我們能連結、能愛、能合作，不在於我們能產出多少。教宗的論證根基是天主教核心教義：上帝本身就是「關係中的愛」（聖父、聖子、聖靈的共融），按照上帝形象被造的人，本質上是「關係性的存在」。

這聽起來像純粹的神學，但含義非常具體。當一個 AI 系統根據你的產出效率來評估你的價值，當一家公司用績效指標決定你是否值得被留下，這套邏輯就把人從「關係性的存在」降格為「工具性的存在」。教宗認為這已經不是管理問題了，這是對人的根本誤解。

第二塊更尖銳。通諭直接點名一種「特別陰險的意識形態」（¶51）：要求每個人必須為自己的存在價值辯護，把更高的價值歸給那些更有效率的人。這不正是矽谷和華爾街最深層的信仰嗎？你的價值取決於你的能力和市場價格。教宗把這種信仰拉出來，對照他所謂的「本體論的尊嚴」（ontological dignity），一種不需要你證明、不需要你賺取、單純因為你存在就擁有的尊嚴。在 AI 可以在越來越多任務上超越人類的時代，如果人的價值取決於能力，人的尊嚴就會隨著 AI 的進步而持續貶值。

第三塊地基關於人權（¶54-58）。通諭承認人權宣言是人類良知的崇高表現，但同時警告：空有形式上的權利宣告，沒有實質保障機制，人權就只是紙上的文字。今天你在法律上有隱私權，但 AI 系統可以從你的行為模式推斷出你沒有主動揭露的資訊。你有不被歧視的權利，但演算法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況下做出對你不利的決定。形式權利和實質權利之間的落差，在數位時代只會越來越大。

共善不是個人利益的加總

地基鋪完，通諭展開六大原則。第一個是共善原則（¶59-64）。教宗引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定義：共善是「讓人們，無論是作為群體或個人，都能更充分、更容易達成圓滿的社會條件的總和」。關鍵在「條件的總和」而非「個人利益的總和」。通諭第 61 段強調，整體大於部分之和，「個人利益的簡單加總，不足以為整個人類大家庭創造一個更好的世界」。翻成科技產業的語言：即使每家 AI 公司都各自追求最大利益，加在一起也不等於對社會的最大貢獻。市場競爭的邏輯會產生贏家和輸家，會集中資源和權力，會把某些群體排除在數位經濟的利益之外。

共善需要刻意的協調。國家有責任確保「不同的部門利益與正義的要求取得和諧」（¶63），但國家也不能壟斷一切。當政治短視化，淪為短期算計或對立極化，共善的語言就失去公信力，社會不平等隨之加劇。教宗在第 64 段談到國際層面時直言，在國與國之間鴻溝擴大的此刻，談共同發展「聽起來像瘋話」，但他堅持不能因此放棄希望。

共善原則為整章設下了一個框架：AI 治理的目標不是讓最多人獲益（那是功利主義），而是確保沒有人被排除在「達成圓滿的條件」之外。當我們用「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來衡量 AI 政策時，少數群體的權利很容易被犧牲。教宗的回答很明確：共善要求的是每個人都能達成圓滿，不只是多數人。

資料的壟斷等同於土地的壟斷

然後，通諭丟出了本章最炸的一段。

「財貨普遍目的」（universal destination of goods）是天主教一條古老的原則。簡單說：地球上的一切資源是上帝給所有人的。私有財產權存在，但永遠「從屬於」這個更根本的原則。若望保祿二世稱之為「社會行為的黃金法則」和「整個倫理社會秩序的第一原則」（¶66）。在天主教傳統中，私有財產不是絕對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是管理和服務共善的手段。教宗在第 66 段引用方濟各的話提醒：當團結精神被徹底實踐，也意味著「把屬於窮人的東西歸還給他們」。

第 67 段把這條原則延伸到了數位時代。原文寫道：「今天，在普遍歸屬所有人的財貨中，我們也必須納入新型態的財產，包括專利、演算法、數位平台、技術基礎設施和資料。」下一句更直接：「當這些財貨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缺乏充分的分享和取用形式時，就會產生新的失衡，違背了財貨的普遍目的。」教宗沒有要說企業不能擁有演算法，也沒有主張數位平台應該國有化。他說的是：當這些資源的集中程度達到排除多數人的地步，它在道德上就出了問題，性質等同於少數人壟斷了土地和糧食。

這個主張之所以具有爆炸力，是因為它把問題從「監管」推到了「所有權」層次。歐盟 AI Act 問的是「這個 AI 系統的風險有多高」，台灣 AI 基本法問的是「政策方向應該遵循什麼原則」，教宗問的是更根本的問題：這些東西到底是誰的？當 Google 掌握了全球搜尋資料的絕大多數，當 OpenAI 用全人類的文字創作訓練出大型語言模型，當少數幾家公司控制了數十億人的社群平台資料，「財貨普遍目的」這個古老的神學原則突然變得極度現代。

而且教宗列出的範圍不只是資料，還包括專利、技術基礎設施和數位平台本身。等於在說，從底層的雲端運算到頂層的應用平台，整個數位經濟的骨幹都應該被視為全人類的財貨。你可以擁有它、經營它、從中獲利，但你的所有權永遠不能壓過所有人取用這些資源的基本權利。

最高權力不再是國家

輔助原則（¶68-72）是第二章的另一個重頭戲。傳統的輔助原則處理的是國家和地方社群之間的權力分配：決策應該在最接近受影響者的層級做出，上級機構不應取代下級機構能自行處理的事務。但教宗做了一個關鍵的重新詮釋。

通諭第 71 段寫道，在數位革命的脈絡下，「最高層級不再是國家，而是行使事實權力（de facto power）的大型經濟和科技行為者」。這些行為者「壟斷專業知識、資料和決策權」，「定義了取用的條件、能見度的規則、人際往來的形式，甚至經濟機會」。這段話把傳統的輔助原則完全翻轉了。過去擔心的是國家權力太大，壓縮了地方和個人的自主空間。現在教宗說，真正的「最高權力」已經轉移到科技公司手中，國家反而成了需要介入保護公民的中間層。這不是抽象的推論：當 Meta 改變內容審核政策，影響數十億人看見什麼；當 Apple 調整 App Store 分潤規則，全球開發者的生計跟著改變；當 NVIDIA 的 GPU 供應鏈出現瓶頸，各國的 AI 戰略都受牽制。

有了這個診斷，通諭第 72 段提出具體的治理要求：科技治理的流程「不應以不透明和單方面的方式從上而下強加」，必須朝向共善，搭配透明度、問責制和有意義的參與形式。教宗列出的機制包括獨立審查、演算法透明、資料的公平取用，以及救濟管道。國家和跨國機構的角色是「確保公平規則和有效保障」，讓地方社群、學校、大學、宗教機構和各類團體都能對影響日常生活的決策有發言權。這段論述比預期務實得多。教宗勾勒的不是烏托邦，是一套多層次的治理架構，每個層級都有明確的角色和責任。

從相互依存到共同責任

通諭的最後三個原則，團結（¶73-76）、社會正義（¶77-81）和「整全的人的發展」，指向同一個方向：把現有的相互依存關係轉化為自覺承擔的共同責任。

教宗在談團結原則時做了一個重要區分。數位網路讓全球即時連結，全球經濟意味著一地的事件會在遠方引發連鎖效應，我們已經活在一種「事實上的團結」之中。但事實上的相互依存不等於真正的團結。團結必須成為一種「自覺的選擇」。教宗引用方濟各的話：「沒有人可以獨自得救。」他進一步指出，輔助原則脫離團結原則會退化為利益保護，團結脫離輔助原則會淪為不鼓勵責任感的施捨。在數位脈絡下，這意味著你不能只主張自己的資料自主權，同時對資料鴻溝視而不見。

社會正義原則談的是被 AI 系統排除或歧視的人。通諭指出不透明的演算法可能延續偏見，侵入性的監控侵蝕自由，而拒絕基本技術取用等於製造新型態的排除。教宗提出了一個特別有力的測試標準：一個社會如何對待移民和難民，尤其當演算法決定了「誰被看見」的時候，就是正義的測量尺度。

「整全的人的發展」則是貫穿全章的收束線，把前面五個原則的目標匯聚到一個最終標準上。這個概念來自保祿六世 1967 年的通諭《民族發展》，核心主張是真正的發展是「每一個人和整個人的發展」，不只是經濟指標成長，而是人在物質、文化、精神各面向的全面提升。通諭用這個概念來檢驗科技的價值：一項技術是否「真正幫助個人和民族變得更人性化、更友愛，同時尊重我們的共同家園和後代」？如果不能通過這個測試，再先進的技術都值得質疑。

三種 AI 治理邏輯的碰撞

把教宗的框架和現有的 AI 治理體系並排，差異一目瞭然。

框架	核心問題	管什麼	優勢	侷限
歐盟 AI Act	風險有多高？	風險分級管理	可操作、可執法	不質疑底層權力結構
台灣 AI 基本法	政策方向？	七大原則宣示	建立法律框架	原則仍待細化
教宗通諭	誰擁有這些？	所有權與分配正義	觸及根本結構	無法律約束力

歐盟在 2024 年 8 月生效的 AI Act 是全球第一部全面的 AI 監管法規，核心邏輯是風險分級。不可接受的風險直接禁止（如社會信用評分），高風險領域（醫療、教育、執法）需嚴格合規，有限風險須揭露 AI 身分，最低風險不受管制。2026 年 8 月高風險義務將全面生效。這套體系可操作性強，企業知道自己的 AI 系統落在哪個風險類別。但侷限也很明顯：它管的是 AI 系統的行為，不是背後的權力結構。一個完全合規的 AI 系統，仍然可以由壟斷性企業運營，訓練資料仍然可以來自大規模的使用者資料擷取。

台灣在 2025 年 12 月三讀通過的《人工智慧基本法》確立了七大原則：永續發展與福祉、人類自主、隱私保護與資料治理、資安與安全、透明與可解釋、公平與不歧視、問責。國科會為主管機關，行政院將成立國家 AI 戰略特別委員會。作為基本法，它的性質是原則宣示和方向引導，具體規範有待後續子法補充。三套框架不是互斥的，甚至可以互補：你可以同時對 AI 做風險分級（歐盟）、確立治理原則（台灣）、並質疑底層的資源分配結構（教宗）。但教宗的框架觸及了前兩者刻意迴避的問題：當少數企業壟斷了 AI 發展的關鍵資源，再完善的監管規則都只是在壟斷者設定的遊戲場內做微調。

我們正在建造什麼

回到這個系列的紅線。通諭開篇就拋出一個選擇：巴別塔還是耶路撒冷。第二章的六大原則，就是教宗用來判斷我們正在建造哪一座城的標準。

一座集中資料、壟斷決策、用效率衡量人的價值的數位巴別塔，表面上壯觀、先進、利潤豐厚。但教宗提醒，巴別塔的問題從來不是蓋得不夠高，是建造者忘記了其他人也需要住在這座城裡。另一個選項是數位耶路撒冷：每個層級的社群都有發言權，資源流向被排除者，決策在最接近受影響者的地方做出。建造的速度或許慢一些，但它會是所有人都能居住的城。

這六大原則對台灣不是空談。台灣在全球 AI 供應鏈佔據獨特位置：台積電的先進製程是 AI 運算的物理基礎，台灣工程師為全球科技公司提供關鍵能力。但台灣同時也面對教宗描述的挑戰：資料治理框架仍在起步，中小企業在 AI 轉型中面臨資源落差，演算法對日常生活的影響越來越深但監管還在追趕。教宗的框架提供了一個不同的提問方式：我們不只該問 AI 怎麼管，更該問 AI 的利益怎麼分。下一篇，我們將進入通諭第三章，看教宗如何診斷科技巨頭的權力結構，以及他提出的治理框架是否夠具體。

📺 教宗通諭發布演講

📚 教宗 AI 通諭系列：完整解讀《偉大的人類》

📎 通諭原文 Magnifica Humanitas（英文全文，梵蒂岡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