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治療師自己蓋 App、PM 創造百萬美元價值 — Replit 看到的「十億開發者」世界
Replit 共同創辦人馬薩德認為,AI 正在逆轉工業時代的過度專業化。當領域專家成為開發者,矽谷工程師永遠不會想到要做的產品正在被大量創造出來。這是一個職稱只剩「Product」的世界。

本文整理自 South Park Commons 的《Minus One》Podcast 2026 年 4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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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肩膀手術帶出的產品故事
馬薩德(Amjad Masad)最近做了肩膀手術,復健期間碰上一位專精筋膜療法的物理治療師。這位治療師有一個困擾她很久的想法:她想要一個 App,能對病患做 3D 身體掃描、追蹤活動範圍的變化、在家裡也能給動作指導和回饋。她跟外包開發團隊合作過,結果是一團亂。
後來她用了 Replit。幾個月之內,這位非技術背景的治療師做出了一個完整的醫療保健 App:使用者在 onboarding 流程中拍幾張照片,系統生成 3D 身體模型,接著可以追蹤復健進度、接收個人化動作建議。馬薩德自己都驚訝:「我不知道 Replit 可以做 3D 模型和 3D 體驗。」
這個故事之所以值得講,不是因為技術有多前沿,而是因為它點出了一個結構性的問題:為什麼這種 App 以前不存在?答案很簡單,因為市場規模不夠大。一個筋膜治療師的客群可能只有幾千人,在傳統的創投邏輯裡,這個市場養不起一個工程團隊。矽谷的優秀工程師不會去做這種東西,因為他們的時間太貴了。但當開發成本趨近於零,這些「不值得做」的產品就可以被它真正的領域專家創造出來。
Zillow PM 的內部創業
同樣的邏輯也發生在企業內部。馬薩德分享了另一個案例:Zillow(美國最大房地產平台)有一位產品經理,負責管理房地產經紀人團隊的 lead routing(潛在客戶分配)。他一直有很多提升轉換率的想法,但永遠排不進工程團隊的開發佇列。
這個 PM 開始用 Replit 自己做工具。結果是他創造了數百萬美元的營收價值,在公司內部一炮而紅,甚至開始參加董事會會議、跟創辦人直接互動。馬薩德說,「這也是創業精神,只是它發生在企業內部。」
這兩個案例的共同點是:價值被創造出來的原因,不是因為有了更好的工程師,而是因為擁有領域知識的人終於可以自己動手。物理治療師知道病患需要什麼,PM 知道經紀人的痛點在哪裡。他們過去缺的不是想法,而是把想法變成軟體的能力。
「ICP 已死」— 新的使用者畫像是一組特質
Replit 的使用者涵蓋獨立創業者和企業員工,表面上看起來像兩種完全不同的客群。但 Haya Odeh 說了一句讓我印象深刻的話:「你必須放下 persona 的思維,去看行為和特質。」
傳統的 ICP(Ideal Customer Profile,理想客戶輪廓)會定義「目標客群是在某某學校畢業、在某某職位、有某某年經驗的人」。但 Haya 發現這套方法在 AI 時代失效了,因為 Replit 的使用者跨越了所有人口統計學的分類。設計師在用、PM 在用、中小企業老闆在用、企業裡的分析師也在用。
把這些人連結在一起的不是他們的職稱或背景,而是一組共同的特質:他們想被聽見、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他們想立刻對這個問題做些什麼、他們很固執、他們想贏。Haya 說這些特質在消費端和企業端的使用者身上一模一樣。這讓 Replit 的增長策略從「找特定族群」變成「找特定行為模式」。
對我來說,這個觀察呼應了一個我在台灣市場也看到的現象:用 AI 工具最積極的人,往往不是技術背景最強的人,而是「問題痛感最強」加上「動手意願最高」的人。一個完全不會寫程式的行銷經理,因為受不了每天手動整理報表,用 Claude 或 Replit 做了一個自動化工具。這種人沒有被任何傳統的技術社群觸及,但他們是 AI 工具真正的 power user。
Post-Prompting 世界:從「你問它答」到「它主動做」
馬薩德在訪談中拋出了一個大膽的判斷:我們正在進入「後提示詞時代」(post-prompting world)。他認為 prompting 已經到了能做到的事情的天花板,下一階段有兩個方向。
第一個是更自然的介面。他用電影《雲端情人》(Her)裡安裝作業系統的場景做比喻:人坐在螢幕前面,開著攝影機,用手勢和語音跟系統互動,就像跟另一個人說話一樣自然。Replit 剛推出的 Agent 4 Canvas 介面已經在往這個方向走:你在一個無限畫布上塗鴉、移動、口頭指示,AI 在背後把這些轉換成實際的程式碼和部署。
第二個方向是完全自主的 Agent,從「使用者拉取」變成「系統推送」。現在的 AI 工具都是你給它指令它才動,但馬薩德認為下一代的 Agent 應該要理解你的組織脈絡、學會你的偏好,然後主動在背景執行有用的工作。他舉例:「如果我每天早上都做同一件事,為什麼系統不能預測我要做什麼,直接幫我做好?」
這個判斷跟我自己使用 AI coding 工具的體感高度吻合。用了半年 Claude Code 之後,我最大的挫折不是模型不夠聰明,而是每次開新 session 它都不記得我的偏好、我的專案脈絡、我上次做到哪裡。我仍然在花大量時間「教」工具理解我的情境。如果哪天這個摩擦力消失了,工具主動基於我的使用模式來提議下一步,生產力的跳躍幅度可能遠超模型本身的智力進步。
AI 模型的演進:從「餵更多資料」到「思考更久」
馬薩德在訪談中也分析了 AI 模型能力的進化階段,幫助理解為什麼「現在」是這些非工程師使用者突然能做到這些事的時間點。
2020 到 2023 年是預訓練時代,核心邏輯很暴力:放更多資料、用更多參數、模型就會更好。然後遇到瓶頸:資料快被用完了,訓練基礎設施的複雜度讓規模很難再往上推。
2024 到 2025 年進入強化學習和推理時代。從 o1 和 DeepSeek 開始,訓練方式改變了。模型不只是「知道更多」,而是能在更長的時間跨度裡保持連貫性。馬薩德說 2025 年 9 月 Replit 推出 Agent 3 的時候,要讓它穩定跑一小時都很掙扎。到了同年底,突破發生了:只要在過程中加入評估(跑單元測試、用 computer use 檢查結果),模型幾乎可以無限期地保持連貫運作。
另一個他認為被低估的變化是:模型學會了管理自己的上下文。它們能把重要資訊壓縮後存進檔案,需要的時候再搜尋回來。這讓長期任務變得可行,也是為什麼複雜的 App 開發現在能在單次 session 內完成。
我的觀察:台灣的「領域專家變開發者」已經在發生
馬薩德預測五年內會有十億人在日常寫程式碼。這個數字聽起來誇張,但如果我們把「寫程式碼」的定義從「打開 VS Code 寫 Python」擴大到「用自然語言告訴 AI 幫我做一個工具」,它其實沒那麼離譜。
在台灣,我已經看到這件事在小規模地發生。一個做進口貿易的朋友用 Replit 做了一個報關單自動比對工具;一個獨立書店老闆用 AI 做了會員管理系統;一個在醫院做行政的人用 Claude 做了排班最佳化的小工具。這些人完全符合 Haya 描述的那組特質:有問題痛感、有動手意願、不想等別人來幫他們解決。
但台灣市場有一個跟美國不同的特性:我們的中小企業密度極高,而這些企業的數位化程度普遍偏低。這意味著「領域專家用 AI 工具自己做軟體」的潛在需求可能比美國更大。一間 20 人的公司不可能養一個工程師來做內部工具,但老闆或資深員工如果能自己用 AI 做出來,那就是直接創造商業價值。
馬薩德說得好:「當你讓領域專家成為創造者,你會解鎖一堆矽谷科技人永遠想不到要做的產品。」台灣不缺領域專家,也不缺問題。缺的是讓這些人相信「我也可以做」的信心,以及足夠低摩擦的工具體驗。這兩件事正在同時被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