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aS 末日」是場集體幻覺?No Priors 主持人拆解三個市場誤判

AI 創投 Conviction 創辦人 Sarah Guo 與天使投資人 Elad Gil 在 No Priors Podcast 中拆解 SaaS 末日論。他們認為市場嚴重反應過度,把五人新創的行為投射到財星百大企業,忽略了工程瓶頸已從寫程式轉向管理人類注意力,也高估了 AI agent 的實際採購決策能力。

「SaaS 末日」是場集體幻覺?No Priors 主持人拆解三個市場誤判

本文整理自《No Priors Podcast》2026 年 2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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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圖

最近幾個月,矽谷流行一個新造詞:SaaSpocalypse,直譯就是「SaaS 末日」。邏輯很簡單:AI 這麼厲害,任何人都能用 vibe coding 自己寫出需要的軟體,那為什麼還要每年花幾百萬美元訂閱 Salesforce?這個敘事讓 SaaS 類股承受了巨大賣壓,分析師的報告也一篇比一篇悲觀。

AI 創投 Conviction 創辦人 Sarah Guo 與知名天使投資人 Elad Gil,在他們共同主持的 No Priors Podcast 中花了整集討論這件事。Elad Gil 是連續創業家,曾任 Twitter 企業策略副總裁,早期投資了 Stripe、Airbnb 等公司,也是矽谷暢銷書《High Growth Handbook》的作者。兩人的看法很一致:市場至少搞錯了三件事。

誤判一:把五人新創的行為投射到財星百大

SaaS 末日論最常見的論點是這樣的:「我們五個人的新創用 AI 自己寫了一套 CRM,比 Salesforce 還好用,而且免費。」聽起來很厲害,但 Elad Gil 認為這個推論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就是把極小團隊的做法,直接套用到全球最大的企業身上。

他用自己投資的 Samsara 當例子。Samsara 是一家提供車隊管理解決方案的上市公司,產品包含車載攝影機、感測器硬體,以及整合的軟體平台。誰會用 vibe coding 寫出一套車隊管理系統,然後再用「vibe 業務」去做企業銷售,接著裝上「vibe 感測器」到每台卡車上?這件事在短期內根本不可能發生。

Sarah Guo 從另一個角度補充了這個觀察。她指出,SaaS 末日論隱含一個假設:所有人都想自己做軟體。但事實上,大多數人並不想。她用 JIRA 舉例:很多工程師嘴上抱怨每個月付 10 美元的座位費很貴,但你問他願不願意替美國銀行做變更管理,處理所有安全考量、管理不同部門對工作流程的意見分歧,然後持續維運這套系統,答案幾乎都是「算了」。

這裡有一個容易被忽略的細節:在大型企業中,寫出程式碼本身早已不是最困難的部分。真正的成本在導入、在說服不同部門接受新工具、在處理合規要求、在維運。一家五人新創不需要處理這些事,所以 vibe coding 對他們來說夠用。但把這個經驗推廣到財星百大,就像看到有人在自家後院蓋了一座小木屋,就宣布營建業要被顛覆一樣。

誤判二:以為瓶頸還是寫程式

SaaS 末日論的第二個盲點,是假設「能更快寫出更多程式碼」就等於「能取代軟體公司」。Sarah Guo 不同意這個等式。她認為程式碼的產出確實不再是瓶頸,但這恰恰帶出了一個更大的問題:當 AI 能大量生成程式碼,誰來確保品質?

Sarah Guo 描述了她在投資組合公司中觀察到的焦慮。當你能產出海量程式碼,但沒有人在讀這些程式碼的時候,你根本不知道程式碼的品質如何。沒有人真正深入理解整個程式碼庫,系統的脆弱性不斷增加。她用了一個很生動的說法:「這就像是 vibe coding 的垃圾內容問題,只不過不是出現在隨便架的網站上,而是出現在你的正式產品程式碼裡。」

這個觀察觸及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工程管理的瓶頸正在從「產出程式碼」轉移到「管理人類對程式碼的注意力」。過去,工程團隊的主要限制是寫程式的速度和人力。現在,AI 把這個限制大幅放鬆了,但隨之而來的是一個全新的挑戰。程式碼寫得出來,但誰來審查?誰來確保架構一致?誰來判斷哪些 AI 生成的程式碼可以信任、哪些需要重寫?

Sarah Guo 認為這是一個巨大的創業機會。測試工具、智慧程式碼審查、形式化驗證,甚至讓 AI agent 來做程式碼品質管控,這些方向都值得探索。但重點是:這個問題的存在本身就說明了 SaaS 沒有那麼容易被取代。軟體開發的複雜度並沒有因為 AI 寫程式而降低,它只是換了一種形式出現。

誤判三:以為 AI agent 已經在做採購決策

SaaS 末日論的第三個支撐點是:AI agent 正在替企業做軟體採購決策。有人觀察到,使用 Cognition 或 Claude 等 AI 工具時,它們會自動啟用 Supabase 等服務。於是就有人寫文章說「agent 正在決定企業用什麼軟體」。

Elad Gil 對此不買帳。他指出,這些所謂的「agent 採購決策」,本質上就是合作夥伴關係。Cognition 或其他 AI 工具之所以啟用 Supabase,是因為它們之間有商務合作,就像你用 Airtable 時,背後會自動啟動一個 AWS 實例,但你不會說 Airtable 在替你「採購」AWS。這種事一直都有,只是現在被包裝成 AI 的突破性行為。

兩人同意,在長期,agent 確實可能會參與更多的軟體採購決策。但這帶出了一連串還沒有答案的問題:agent 懂你的使用者需求嗎?它了解你公司的安全合規要求嗎?它能判斷一個工具的長期維護成本嗎?這些問題都不是短期內能解決的。

Elad Gil 坦言,這段時間是他近年來看到最密集的炒作期。他並不反對 AI 的進步,他自己也積極投資 AI 公司,對技術的變革力量深信不疑。但他強調,有些展示(demo)和現實之間的差距,還沒有被很多股票分析師意識到。「展示能做到的事」和「可以部署到整個企業的完整軟體」之間,存在一條巨大的鴻溝。Sarah Guo 補充說,競爭優勢的理論並沒有因為 AI 出現就憑空消失。軟體市場一直都是「如何做事」和「如何觸及客戶」的競爭,不只是「如何寫程式碼」的競爭。

真正的防禦策略:打造產品捆綁包

如果 SaaS 末日論被誇大了,那正確的應對方式是什麼?Elad Gil 給出了一個很明確的建議:打造多產品捆綁包(bundle)。

他的邏輯是,當你只做一件事的時候,你很容易被複製或取代。但當你同時解決客戶的五件、十件事情,深入嵌入到他們的工作流程中,你就變成了一個很難移除的存在。捆綁策略通常被視為進攻手段,用來擴大市場。但 Elad Gil 認為,它其實是最好的防禦手段。

Sarah Guo 接著點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觀察:SaaS 時代有一條被奉為圭臬的經營法則「只做好一件事」。但 Elad Gil 認為這條法則一直都有問題。在 SaaS 之前的時代,成功的科技公司幾乎都是多產品、重併購的。微軟在作業系統之上整合了 Office 套件,殺死或收購了該領域的競爭者。Google 在搜尋平台之上建了旅遊搜尋、在地搜尋、地圖服務。每一次平台轉移,平台持有者都會「向前整合」到最有價值的垂直應用。

SaaS 時代之所以形成「只做好一件事」的共識,是因為那個時代的技術變化速度相對緩慢,本質上就是「持續把網路建設得更好」。但 AI 時代不同,技術變化的速度極快,過去要花十年才會發生的替代循環,現在一兩年就可能完成。在這種環境下,只靠單一產品站穩市場是非常危險的。

我的觀察

Sarah Guo 和 Elad Gil 提供的這個框架,對臺灣的軟體業者同樣適用。過去一年,臺灣也有不少 SaaS 新創在焦慮「AI 會不會取代我們」,尤其是做內部工具、CRM、專案管理等領域的團隊。

但仔細想想,臺灣的企業軟體市場其實比矽谷更難被 vibe coding 撼動。臺灣中大型企業的資訊系統往往牽涉大量客製化、與 ERP 的整合、政府法規的合規要求。這些「不性感」的需求,恰恰是 AI 短期內最難處理的部分。真正的挑戰不在於「能不能寫出程式碼」,而在於「能不能搞定導入、維運、合規」。

倒是 Sarah Guo 提到的那個「工程注意力管理」問題值得臺灣開發者留意。如果你的團隊已經開始大量使用 AI 生成程式碼,但還沒建立相應的品質管控流程,那你面對的風險可能比 SaaS 末日更迫切、更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