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基本收入不夠好？MIT 經濟學家改推「全民基本資本」的理由
全民基本收入（UBI）為何不可行？MIT 教授奧特與史丹佛教授提出替代方案「全民基本資本」，讓每個人出生就成為股東。
本文整理自 Bloomberg Television《Wall Street Week》2026 年 2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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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最愛的答案，經濟學家不買帳
每次討論 AI 可能造成的大規模失業，矽谷的標準答案都是：全民基本收入（UBI）。邏輯很直覺：如果機器搶走了工作，那就發錢給大家。奧特曼說過，OpenAI 說過，矽谷的科技樂觀主義者幾乎都說過。
但 MIT 經濟學教授大衛．奧特（David Autor）不買帳。奧特是全球最頂尖的 AI 勞動經濟學家，他在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共同主持勞動研究計畫，早年以「中國衝擊」研究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政策辯論，近年將研究重心轉向 AI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和他一起在 Bloomberg《Wall Street Week》發表觀點的，是史丹佛大學教授艾瑞克．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他是《第二次機器時代》作者，也是最近匯集 22 篇 AI 經濟影響論文的「數位主義者文集」（The Digitalist Papers）的組織者。
這兩位頂尖經濟學家對 AI 的生產力潛力都很樂觀，但對 UBI，態度一致地冷淡。他們認為 UBI 不只是不夠好，而是在政治上和哲學上都有根本性的缺陷。而他們提出的替代方案，可能更值得臺灣關注。
奧特對 UBI 的兩刀
奧特對 UBI 的批評乾脆俐落，切了兩刀。
第一刀切的是「補貼的是什麼」。UBI 補貼的是閒暇，不是勞動。你不用工作就能拿錢。在美國的社會和政治倫理中，工作本身被視為有價值的，不只是賺錢的手段，也是社會參與和自我實現的方式。一個補貼人們不工作的制度，很難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獲得長期支持。這不是對或錯的問題，而是政治現實。
第二刀更致命，切的是「錢從哪裡來」的問題。如果 AI 真的造成大規模失業，UBI 的稅基會越來越窄。到最後，就是少數 AI 公司的擁有者在養活所有人。奧特的說法很直白：「你得不斷去跟奧特曼、祖克柏、Dario Amodei 說，嘿，能不能多給我們一點錢，分給其他公民？」這在政治上根本行不通。一個少數人繳大部分稅、多數人領大部分福利的系統，不可能長期穩定。他指出，民主的政治正當性，建立在「大多數人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這個前提上。如果大多數人只是受益者、只是伸手拿錢的人，整個系統的正當性就會崩潰。
這是一個深刻的洞見。UBI 的問題不只是經濟效率問題，而是民主治理的結構性問題。
薪資保險：已經被驗證有效的過渡方案
在談長期替代方案之前，奧特先提了一個他認為有實證支持的短期政策：薪資保險。
概念很簡單。當一個人從高薪工作被取代，必須接受一份薪水較低的新工作時，政府補貼他舊薪水和新薪水之間差額的一半，最長 24 個月，總額上限 5,000 美元。這不是鉅款，但目的是降低心理門檻，讓人願意更快回到勞動市場，而不是一直等著找到「配得上」自己的工作。歐巴馬政府時期做過實驗，結果相當正面：參與者回到勞動市場的速度顯著加快，而且因為他們更快開始工作、繳稅，額外產生的稅收甚至超過了政府補貼的成本。換句話說，這個政策付了自己的帳單。
奧特認為薪資保險的政治吸引力在於它補貼的是勞動，不是閒暇。它鼓勵人回去工作，而不是待在家裡等更好的機會。在美國的政治文化中，這比 UBI 容易得多。當然，這不是萬靈丹。如果 AI 造成的不是暫時性的職業轉換，而是整個勞動價值的系統性崩潰，薪資保險就不夠了。這時候就需要更根本的制度設計。
全民基本資本：讓每個人出生就是股東
奧特和布林優夫森提出的長期方案叫做「全民基本資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 UBC）。這個概念最早由柏格魯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的 Nicolas Berggruen 和 Nathan Gardels 推動，奧特和他在 MIT 的同事 Neil Thompson 在論文中進一步發展了這個想法。
核心概念是：每個人在出生時就獲得一筆資本稟賦，可能是股票、可能是其他形式的資本所有權。這筆錢不能馬上動用，要到 18 歲才能開始使用，但在這之前會持續成長，家人也可以追加投入。它的邏輯和 UBI 完全不同。UBI 是定期發錢，你是領錢的人。UBC 是讓你成為資本的共有者，你是股東。
這個區別很重要，奧特給出的理由有兩層。第一，它分散了收入來源。目前大多數人一輩子的收入都綁在勞動上，如果 AI 讓勞動貶值，你就什麼都沒有了。但如果你同時持有資本，即使勞動收入縮水，你還是能從資本的增值中獲益。第二，也是奧特特別強調的：資本所有權不只帶來收入，還帶來投票權和議價能力。如果你是 AI 公司的股東（即使份額很小），你對這些公司如何使用 AI 就有發言權。這和純粹領 UBI 完全不同，後者你只是被動的受益者，對決策沒有任何影響力。
奧特提到，這個想法並不是空中樓閣。美國的「川普帳戶」（Trump Account）概念，就是出生時給每個孩子一筆儲蓄帳戶。Michael Dell 和他的夥伴據報已經捐了 400 億美元來資助類似的計畫。其他國家也有先例。但這是一個需要數十年才能見效的長期項目，因為你必須給每一代新生兒建立帳戶，讓它隨著時間累積。
布林優夫森則從另一個角度補充了一個相關概念：「意外暴利信託」（Windfall Trust）。邏輯是現在就預先承諾，把未來 AI 創造的財富中的一定比例放進信託基金，如果 AI 真的造成大規模失業和財富集中，這筆基金就可以更廣泛地分配。先承諾、後執行，而不是等問題爆發了才開始談分配。
我的觀察：臺灣的共有制 DNA 和 AI 時代的斷層
聽完奧特對 UBI 的批評，我覺得他戳中了一個矽谷不願意面對的現實：UBI 的本質是慈善，不是制度。它依賴少數人持續的善意和政治意願，這在人類歷史上從來就不是一個可靠的長期安排。
有意思的是，臺灣的制度 DNA 裡其實有「全民基本資本」的影子。勞退新制的個人帳戶，每個勞工都有一個跟著自己的退休金帳戶，雇主按月提撥，帳戶隨時間增值。全民健保則是另一種形式的社會共有制：每個人都繳保費、每個人都享有醫療保障，不是少數人養多數人，而是所有人共同承擔。這些制度的精神和 UBC 是相通的：你不是領救濟，你是系統的一部分。
但問題是，這些現有制度都不是為 AI 時代設計的。勞退金帳戶的收益取決於基金的投資報酬率，而不是直接連結到 AI 帶來的生產力增長。全民健保解決的是醫療風險分擔，不是財富分配。如果 AI 真的讓大量勞動貶值，勞退提撥的基礎（薪資）本身就會萎縮。
奧特和布林優夫森真正在發出的警告是時間差的問題：這類制度需要數十年才能成熟，但 AI 對勞動市場的衝擊可能在五到十年內就顯著浮現。如果等到失業潮真的來了才開始討論，建立制度的政治窗口可能早就關上了，因為屆時財富已經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那些人未必有動機支持重分配。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在 AI 還沒有造成大規模失業的現在，就急著把這些想法推出來。不是因為天要塌了，而是因為蓋屋頂最好的時間，是在還沒下雨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