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後代、前海豹部隊軍官，為什麼帶著 AI 戰鬥機回台灣？美台國防共同開發的新範式

本文整理自 Hudson Institute 2025 年 12 月舉辦的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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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曾國藩到美國海豹部隊，再到 AI 戰鬥機

2025 年 12 月 11 日，華府智庫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的會議室裡，一場關於美台國防供應鏈合作的座談正在進行。台上五位講者中，最特別的一位是曾國光（Brandon Tseng）——Shield AI 的共同創辦人暨總裁。他的身分之所以特別，不只因為他創辦的公司正在開發 AI 駕駛的垂直起降戰鬥機，更因為他的家族背景橫跨了中國近代史與美國軍事菁英體系：他是晚清名臣曾國藩的後代，本人則是前美國海軍海豹部隊（Navy SEAL）軍官。這個座談前一天，他才剛從台北飛回華府，2025 年他已經五度造訪台灣。

曾國光坐在台上，右邊是台灣前參謀總長、退役海軍上將李喜明，左邊是美臺商業協會（US-Taiwan Business Council）會長韓儒伯（Rupert Hammond-Chambers），主持人是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前立法委員許毓仁（Jason Hsu），另一位與談人是前美國在台協會（AIT）商務組組長謝貝晴（Betsy Shieh）。這個陣容本身就說明了一件事：美台國防合作正在從傳統的「買家與賣家」關係，走向一種新的夥伴模式。而要理解這個轉型，得從幾個關鍵問題說起。

交貨延遲的痛：為什麼台灣不能繼續等下去

韓儒伯在座談中提出了一個讓在場所有人都停下來思考的觀察：美國自 2019 年以來，就沒有再賣過任何一件傳統平台給台灣。過去六年通過對外軍事銷售（FMS）管道推進的每一個案子，都是所謂的「不對稱」裝備。這個政策轉向本身沒有問題，問題在於交貨。

台灣向美國訂購的武器系統，從合約簽署到實際交付，延遲已經成為常態而非例外。韓儒伯直言，交貨時程現在是台灣國防部與任何潛在供應商談判時的第一個問題——「你能不能準時交貨？如果他們感覺你無法保證，他們會直接找下一家。」這不是抽象的政策討論，而是非常具體的軍事風險。當你的 F-16 升級案要再等八年，那這個產品可能在交付時就已經不符合需求了。

曾國光抓住這個痛點，提出了 Shield AI 的替代方案。他談到兩天前才和台灣軍方高層見面，對方看了 Shield AI 的交貨時程表後印象深刻。「交貨延遲不是必然的，」他的意思很清楚，「那取決於你跟誰合作。」如果台灣選擇與 Shield AI 這樣的新型國防科技公司合作共同開發，不但能拿到最前沿的 AI 自主作戰技術，還能成為優先級客戶（Tier 1 customer），不用排在漫長軍售隊伍的最後面。

四千億特別預算：錢要怎麼花才對

座談當時，台灣總統賴清德在兩週前剛宣布了一筆歷史性的國防支出——1.2 兆新台幣（約 400 億美元）的特別預算案。韓儒伯在座談中透露了預算的大致分配：約 250 億美元用於對外軍事銷售（FMS），約 100 億美元用於直接商業採購（DCS），其餘給國內國防產業。他向在場觀眾保證，當預算細節最終公開時，「你們會覺得那就是不對稱」——因為那正是預算的核心方向。

但韓儒伯也拋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果台灣自己已經拿出這麼大一筆錢投入不對稱防禦，美國的軍事援助政策是不是也該做出調整？他認為目前美國對台軍售政策「失衡」了——從 2019 年之前賣 MQ-9 無人機、M1A2 戰車、F-16 戰機的「一個極端」，擺盪到現在只賣不對稱裝備的「另一個極端」。台灣國防部自己的說法是「D-Day 策略」和「每日策略」都需要，但美國目前只在做 D-Day 的部分，everyday 的部分沒有跟上。

這個失衡帶來的風險很具體。如果中國選擇的不是全面入侵，而是海上封鎖呢？你需要傳統平台來打破封鎖。韓儒伯的結論是：如果美國不願意提供台灣在某些領域所需的裝備，那就必須跟台灣有更明確的承諾——「我們會幫你處理這個部分」。這涉及到戰略模糊與戰略清晰之間的根本辯論。

與此同時，預算案在立法院陷入僵局。國民黨和民眾黨控制立法院多數，要求更多的透明度和程序審查。韓儒伯認為，加速美國國會的軍售案通知（congressional notification）程序，可以讓部分採購項目公開化，從而解決反對黨提出的透明度疑慮，推動預算案通過。

GPS 被干擾的時候，你的武器還能用嗎？

曾國光在座談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論述，是關於 GPS 干擾這件事。他直接告訴台灣的軍事領導層一句話：你們必須假設 GPS 和通訊會被干擾。這不是假設性情境，而是現在進行式——中國已經在台灣周邊進行 GPS 干擾了。

他接著說了一段讓人倒吸一口氣的話：如果你把美國的整個武器庫拿出來，問哪些在 GPS 和通訊被干擾時還能運作，答案少到可以用一隻手數完。這就是為什麼烏克蘭戰場的經驗如此重要。Shield AI 的 V-BAT 無人機已經在烏克蘭執行了數百次任務，每一次 GPS 和通訊都被干擾，包括黑海石油平台的行動——每一次都在干擾環境下完成任務。

曾國光回憶了 V-BAT 進入烏克蘭市場的過程。烏克蘭人不是看了廣告就買單的客戶。他們先要求 Shield AI 通過電子戰干擾測試，把 V-BAT 放在七種不同的 GPS 和通訊干擾器面前同時開機，V-BAT 過關了。但烏克蘭人還是說「不買」——他們要求在實際戰場上驗證。因為通過測試是一回事，面對地對空飛彈的飽和環境是另一回事。直到 V-BAT 在真實戰場上展現效果，烏克蘭的訂單才開始湧入。這個過程花了戰爭開打後兩三年的時間，烏克蘭人非常謹慎。

曾國光認為台灣應該採取同樣的態度。他警告，很多公司會試圖把不成熟的產品推銷給台灣，「那些東西就是垃圾。」台灣應該學烏克蘭人做功課，看哪些系統在干擾環境下真正有效，不要只看美國的演習——美國因為民航管制和社會影響，一年進行的電子戰演習用一隻手就數得過來。真正每天都在干擾環境下作戰的地方是烏克蘭。

李喜明的不對稱防禦與海雷論

座談的另一個核心聲音來自李喜明。這位前參謀總長在 2017 到 2019 年的現役期間就開始推動不對稱防禦概念——整體防衛構想（ODC），主張台灣需要大量、分散、機動、可存活、致命的武器系統，而非少數昂貴的傳統平台。他在座談中坦承，退役初期政治界和媒體對這個概念並不買帳，但現在情況完全不同了，賴清德政府的特別預算正是以不對稱防禦為核心。

李喜明把台灣面臨的威脅分為兩種：日常的灰色地帶脅迫（如軍機繞台、軍艦穿越），以及存亡級的威脅（封鎖或武力入侵）。傳統平台可以應對灰色地帶活動，但在全面衝突中會成為優先打擊目標。他的核心論點是：台灣的資源有限，如果什麼都想防、就什麼都防不了，必須把優先順序放在存亡級威脅上。他提出四個原則——低成本、高數量、高存活率、強殺傷力——並強調一個常被忽略的觀點：「彈藥殺敵，平台不殺敵。」

在觀眾提問環節，一位聯合報記者問到具體武器建議時，李喜明提出了他最擔心也最少被討論的武器：海雷（sea mines）。他坦言困惑為什麼現在所有人都在談無人系統，卻沒有人提海雷。海雷對於反登陸作戰極為有效，智慧型海雷的生產對台灣來說並非難事，而且海雷在封鎖與反入侵情境中能發揮關鍵嚇阻作用。韓儒伯補充說，美國本身已經不生產海雷了，歐洲有很好的海雷但不願意賣給台灣，台灣國內有開發計畫但進展緩慢。這正是美台可以合作的另一個空間。

李喜明同時對封鎖情境下的在地生產能力提出了簡潔有力的主張：「大規模生產，在台灣生產。」他解釋，光靠預先部署和物資儲備不夠，台灣必須讓中國相信，即使在沒有外部支援的情況下，台灣仍然能夠自行生產所需的武器。這才是真正的嚇阻——不是靠倉庫裡的存貨，而是靠生產能力本身。

台灣製造業的轉型機遇與中國投資困境

座談中最貼近商業現實的討論，來自韓儒伯和謝貝晴對台灣製造業的分析。韓儒伯指出，台灣擁有世界上最頂尖的製造商——鴻海、仁寶、和碩——這些公司有龐大的研發部門、雄厚的資金，而且在大規模製造和成本控制方面的能力遠超美國傳統國防承包商。他用了一個精準的說法：美國設計世界上最好的武器，但他不認為洛克希德、諾斯洛普和 RTX 還是世界上最好的製造商。「數量本身就是一種品質」——他引用的這句話，直接點出了美國國防工業的產能瓶頸。

但謝貝晴立刻指出了房間裡的大象：這些大型電子代工廠在中國有巨額投資。鴻海、緯創、和碩如果公開投入國防領域，可能會危及他們在上海或其他中國城市的工廠和業務。這使得問題變成一道選擇題——不是「能不能做」，而是「敢不敢做」。

韓儒伯的解方是漸進式參與。先讓這些大企業低調切入，也許透過不掛品牌的子公司來做國防代工，建立信心後再擴大規模。他舉了兩個已經踏出第一步的例子：經緯航太（MTAC）和長榮集團已經創立了相關業務。另一個路徑是，讓這些大廠以非掛名方式提供製造指導——在美國、菲律賓、台灣或歐洲設廠，但品牌不直接掛上去。

不過，更大的機會可能在中小企業。謝貝晴分享了她在 AIT 任職時的經驗：2024 年 9 月她主持了第一次美國無人機出口貿易團訪台，結果台灣西海岸大大小小的家族工廠紛紛跳出來說「我做得到，我想參與」。這些小廠沒有中國投資的包袱，轉型意願強烈，而且台灣的製造基因讓他們在零件精度和成本控制上天生具有競爭力。台灣政府也迅速回應，成立了官方的供應鏈工作小組。

去中國化供應鏈：從烏克蘭到台灣的三角關係

謝貝晴帶出了另一個關鍵議題：軍用供應鏈的去中國化（de-PRC-ification）。她舉了一個具體案例——一家烏克蘭的電子干擾設備公司找上她，因為他們 70% 的電子零件來自中國。烏克蘭正在推動出口許可，準備把戰場上驗證過的技術授權給美國、台灣和歐洲的製造商生產。但他們很清楚，如果台灣開戰，這 70% 的中國零件來源會立刻斷裂。

這就形成了一個三角關係的商機：烏克蘭有經過實戰驗證的技術和戰場經驗，台灣有製造能力和零件供應鏈，美國提供市場需求和標準認證。謝貝晴正在和 AUVSI（無人系統國際協會）合作推動「Blue UAS」認證，這是一個證明產品不含中國成分且具備網路安全標準的認證體系。她的具體做法是：先做基本的供應鏈盡職調查，取得 Blue UAS 認證，然後把零件送到烏克蘭戰場實測——因為在實驗室通過認證的產品，不代表能在戰場上存活。

她還透露正在設立一個 NGO，仿照烏克蘭戰爭初期民間募資支持國防的模式，向私人公民和企業募款，資助台灣供應鏈的獨立驗證和認證工作。邏輯是：任何通過完整驗證的公司，之後都會成為極具投資價值的標的。這不只是愛國行動，而是精打細算的投資機會。

但她也指出目前最大的瓶頸：供需之間的斷層。台灣廠商說「我做得到」，但需要需求信號（demand signal）；採購方說「我想看到東西」，但需要先有產品和價格。一個零件做十件和做一百萬件的價格天差地別，沒有全球性的需求信號，就不會有在地生產線的規模化投資。這也是為什麼韓儒伯不斷強調，台灣的市場不能只是台灣——必須讓共同開發的產品能夠進入全球市場，至少在非動能（non-kinetic）的偵蒐、電子戰和情報領域，台灣應該被允許出口。韓國能把戰車賣給波蘭、潛艦賣到全世界，台灣至少應該爭取在無人系統領域獲得類似的出口空間。

不只是買武器：共同開發的新思維

回到曾國光和 Shield AI。他在座談中展現的不只是一家公司在做業務推廣，而是一種美台國防合作的新範式。Shield AI 在 2025 年 9 月與漢翔（AIDC）簽署合作協議，10 月在台北 101 設立辦公室，同月推出 X-BAT——一架 AI 駕駛的垂直起降戰鬥機，預計 2029 年進入量產。曾國光帶了八個供應鏈團隊成員參加台灣的航太展，他的供應鏈總監告訴他：「台灣有最好的供應商」，他們要讓台灣供應鏈成為 X-BAT 計畫的核心。

但曾國光也提出了一個值得台灣深思的問題：台灣的工業生態系統目前缺乏大型系統整合商。台灣在零件層級（component level）非常強——精密加工、電子零件、感測器——但從零件到完整武器系統的整合能力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台灣需要想清楚要在哪些領域發展完全自主的能力，又在哪些領域當共同生產的夥伴，讓美國公司來用台灣的供應鏈。兩者不是二選一，而是必須同時推進。

這場座談的核心訊息，或許可以用李喜明最簡潔的那句話來總結：大規模生產，在台灣生產。不要等美國的軍售排隊，不要把希望寄託在倉庫裡的存貨上，而是建立一個在封鎖情境下仍然能持續運轉的在地生產體系。對台灣來說，這意味著整個製造業從消費電子轉向國防科技的歷史性轉型。曾國光一年來台五次、烏克蘭的干擾設備公司主動找上台灣、西海岸家族工廠踴躍表態——這些訊號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問題不是台灣有沒有能力，而是這個窗口會開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