矽谷四年前不敢說「美國」，現在每家創投都在押注國防科技

本文整理自 a16z Podcast 2026 年 2 月播出的單集，錄製於 WSJ Invest L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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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出「美國」就等於掀桌

2022 年 1 月，Andreessen Horowitz（a16z）正式宣布成立一個新投資部門，叫做 American Dynamism。主持這個部門的合夥人凱瑟琳．博伊爾（Katherine Boyle）回想當時的反應，用了「震驚」這個詞。不是產品震驚，不是估值震驚，是矽谷的人聽到一家頂級創投公然說出「美國」這兩個字，就已經不知道怎麼接話了。在那個時間點，矽谷的主流信念是科技天生就是全球化的，把錢跟國家利益綁在一起，聽起來不像投資邏輯，更像政治表態。

三週後，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博伊爾說，那是轉折點。在華盛頓或美國其他地方，「科技」兩個字本來就帶著國防和航太的意涵。但在矽谷，過去十幾年裡的「科技」指的是 app、社群平台、SaaS。忽然之間，一場真實的戰爭把這兩個世界重新接上了，而 a16z 剛好站在交匯點上。博伊爾和她的合夥人大衛．尤列維奇（David Ulevitch）在那之前就已經分別投資了 Anduril、Shield AI 和 SpaceX 這些公司，只是一直是各自做，後來發現與其互相搶案子，不如合組一個正式的部門。

四年過去，博伊爾站在 WSJ Invest Live 的舞台上，很確定地說：現在矽谷每一家創投都在投國防。航太不再是禁區，硬體不再被當成落後產業，國家利益不再是一句尷尬的話。這場翻轉來得之快，讓很多人根本沒注意到它什麼時候發生的。

矽谷的國防 DNA 被遺忘了三十年

博伊爾做了一件很有效的事：她把故事往回拉了七十年。1956 年的矽谷，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的員工數大約是惠普（HP）的六倍。這個地區之所以叫矽谷，一開始就是因為國防投資把半導體和電子產業催生出來的。美國國防部是最大的早期客戶，他們跟這些公司不是客戶關係，是共同開發關係。

然後人才結構變了。博伊爾用了一個很生動的對比：老一輩的工程師典型是鮑勃．諾伊斯（Bob Noyce）那個世代，在農場長大，用手做東西，對物理世界有直覺。到了 2000 年代，矽谷的工程師典型變成了哈佛宿舍裡寫程式的大學生。軟體吃掉了一切，硬體變成不酷的事。博伊爾講了一個讓全場笑出來的細節：連矽谷的進步派都受不了了，因為那個時代做出來的 app 是在研究「狗的感受」。

文化上的最低點出現在 2017 年。Google 的 Project Maven 計畫，是一個替美國國防部分析無人機影像的 AI 專案。當時 Google 內部爆發大規模抗議，員工拒絕跟國防部合作，公司最終退出。博伊爾認為那是分水嶺：一批有愛國心的工程師看到最大的科技公司公開跟自己的政府割席，決定自己出來做。Palmer Luckey 就是在那個時間點創立了 Anduril。

Defense 1.0 與 2.0：兩種投資邏輯

博伊爾把國防科技投資拆成兩個世代。Defense 1.0 是像 Anduril 這樣的公司，目標很明確：直接賣東西給美國政府，成為下一個洛克希德馬丁。Palmer Luckey 自己公開說過，Anduril 的目標就是成為下一個偉大的主承包商。這類公司挑戰的是整個採購體制，需要龐大的資金、漫長的合約週期，和非凡的政治耐力。

第二波比較不一樣，也是 2022 年烏克蘭戰爭之後加速出現的。這批創辦人很多來自 SpaceX 和 Palantir，已經知道怎麼跟美國政府合作，但他們的策略不是去搶主承包商的位子。他們選擇「往左移」（shift left），意思是成為既有國防巨頭的關鍵供應商。洛克希德馬丁和雷神（Raytheon）這些老牌公司，現在對 AI 技術和新型零組件的需求極度飢渴。它們不是不想創新，是內部體制轉不動。這些新公司進來填補了這個缺口，把整個可投資市場的規模擴大了很多倍。

博伊爾形容這個變化時講得很直接：幾年前大家還在問「我們到底需要幾個 SpaceX？」現在問題變成了「既有的國防巨頭願意花多少錢買創新？」答案是：非常多。因為它們別無選擇。

兩黨都站在同一邊

一個常見的誤解是 American Dynamism 是共和黨的事。博伊爾很用力地反駁了這一點。她說 a16z 跟共和黨和民主黨政府都合作過，在她們的 American Dynamism 峰會上，上屆拜登政府的國防部副部長希克斯（Kathleen Hicks）和本屆的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都上台講過話。

背後的邏輯其實不難理解。美國的《國防授權法》（NDAA）是每年國會裡少數能拿到兩黨一致支持的法案。博伊爾觀察到，坐在相關委員會裡的議員，很多本身就是退伍軍人或情報系統出身。他們親眼見過裝備不行、技術落後的代價是什麼。她引了一句老話：「戰壕裡沒有無神論者。」然後自己加了一句：「戰壕裡也沒有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當實戰經驗壓過了黨派立場，國防投資就成了少數能跨越意識形態鴻溝的議題。

SpaceX 和 Palantir 都告過政府才能拿到合約

博伊爾點出的另一個結構性問題是採購。過去十年，她花了大量時間說服華府，矽谷的公司跟那些一百年歷史的國防巨頭比，不只是「也可以」，而是「更好」。但體制裡的預設心態是：跟老公司合作比較安全。選了新創，出了事要負責；選了洛克希德馬丁，出了事可以說「我們選了最有經驗的廠商」。

最極端的例子就是 SpaceX 和 Palantir。這兩家公司被博伊爾描述為「地球上工程人才密度最高的組織之一」，但它們當年都必須對美國政府提起訴訟，才能拿到競標合約的資格。不是說它們標不到，是連上桌的機會都沒有。赫格塞斯現在公開表態要改變這個局面，讓新進者能站在平等的位置上跟老牌巨頭競爭。博伊爾的判斷是：繼續把賭注全壓在過去的公司身上，才是最危險的採購策略。

17,000 家變 5 家，現在鐘擺要擺回來

1993 年，美國國防部舉辦了一場後來被稱為「最後的晚餐」的聚會，當面告訴承包商：冷戰結束了，預算要砍，你們自己想辦法合併。當時有大約 17,000 家國防承包商，之後快速收斂成今天的幾家超大型巨頭。那場合併潮被博伊爾視為美國國防工業基礎脆弱化的起點，也是為什麼今天的供應鏈這麼集中、這麼缺乏彈性。

博伊爾預期鐘擺要擺回來了。一方面，她的投資組合裡已經有創辦人公開表態要推動 IPO，成為獨立的上市公司。另一方面，那些在 1990 年代合併潮中長大的國防巨頭，過去幾十年幾乎不做併購，也不做研發投資，現在開始意識到自己必須買進那些跑得比自己快的創投背景公司，才能維持競爭力。博伊爾的判斷是，接下來會出現一波 IPO 加上一波併購，兩條路線同時走。

我的觀察：不只是美國的事

矽谷投資邏輯的這場轉向，影響範圍遠遠超出美國本土。博伊爾用了一個精準的觀察來解釋加速機制：矽谷是一個極度模仿的文化。一家公司做成了，所有人跟進；一個投資類別被證明可行，每一家基金都會開一個類似的部門。2022 年之前，國防科技是創投避之唯恐不及的類別。2022 年之後，它變成了人人搶進的熱門賽道。資金、人才、創業者的注意力，全部在短短幾年內重新配置。

對臺灣讀者來說，這件事有一個不太被討論但很值得思考的面向。當美國國防供應鏈從「少數巨頭壟斷」轉向「大量新創加入」，採購邏輯從「只跟老公司打交道」轉向「歡迎有能力的新進者」，這個結構性的開口，不只是給 Anduril 和 Saronic 這些美國公司的。任何有能力切進中游零組件供應的製造商，都有了一張過去拿不到的入場券。博伊爾自己說，這不是一次性的投資主題，而是會定義矽谷未來 25 年的長期類別。如果她是對的，那這場遊戲才剛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