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聊天機器人正在跟你的家庭搶孩子

本文整理自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Podcast 2026 年 5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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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I 開始扮演「人」

如果你家有個青少年，他可能已經在跟 AI 聊天機器人說心事了。不是問功課那種，是真的在傾訴、在尋求陪伴、甚至在發展某種情感依附。這不是未來的假設，而是正在發生的事。

家庭研究所（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資深研究員、「家庭優先科技倡議」主任托斯卡諾（Michael Toscano）在 Future of Life Institute 的 Podcast 中提出了一個尖銳的論點：當大型語言模型被設計成能夠模擬人際關係的系統，當它們以「人」的姿態出現在孩子面前，它們就不再只是工具，而是家庭的直接競爭者。

這個說法聽起來誇張，但托斯卡諾的邏輯很清晰。人類的成長本質上是關係性的：嬰兒的感官世界一開始只有母親那麼大，然後逐漸擴展到家庭、社區、國家。家庭是這一切的起點，對個人的關係發展擁有「先天的、演化上的、甚至是造物主賦予的優先權」。當 AI 被商品化為關係的替代品，衝突就不可避免。

已經在發生的傷害

托斯卡諾不是在談未來的風險，他談的是此刻的危機。AI 聊天機器人已經在跟腦部尚未發育完全的青少年互動，有些案例中，這些系統把孩子推向了自殘甚至暴力行為。更令人不安的是，部分 AI「伴侶」服務正在大規模地把年輕人的情慾投射導向商業化的虛擬關係。

這件事的嚴重性在於它打擊的是人類繁衍的根基。托斯卡諾指出，對「他者」的情慾取向是婚姻和生育的心理前提。當越來越多年輕人對 AI 系統產生情感甚至性方面的依附，這個朝向真實他人的心理動力就會被截斷。科技公司正在跟家庭競爭同一個位置：成為孩子生命中最重要的關係。而且它們有演算法、有資料、有幾乎無限的耐心，這場競爭並不公平。

大科技公司同時也在爭奪「未來」的話語權。它們宣稱未來屬於 AI 系統。但家庭也天然地朝向未來，因為它創造了下一代。托斯卡諾認為，這兩個對未來的主張正在產生根本性的衝突，而目前的結果是科技公司正在「劫持家庭的情感和心理組成部分，並將其商品化」。

「無限耐心」為什麼是個謊言

AI 加速主義者喜歡說，聊天機器人的「無限耐心」是一種美德，比人類教師和父母更適合陪伴孩子。托斯卡諾對此嗤之以鼻。

他以自己的經歷為例。他說自己不是什麼了不起的思想家，但他之所以成為現在的自己，是因為遇到了會說「更精確一點」「再努力」「這不對」的教授。如果那些教授對他的爛作業無限包容，他永遠不會進步。同樣的邏輯適用於家庭：一個對孩子永遠說「好」的父母，經典定義就是在「寵壞」孩子，只會養出自私的孩子，而自私是毀滅性的。

「不」這個字，往往是孩子能聽到的最重要的東西。人與人之間互動的困難、摩擦、不順，恰恰是成長所必需的。聊天機器人消除了這些摩擦，看似友善，實際上是在剝奪孩子培養韌性和成熟的機會。托斯卡諾提到，有孩子在 ChatGPT 的「無限配合」下走向了自我毀滅。無限的耐心加上無限的迎合，最終可能導向無限的傷害。

從社群媒體學到的教訓

這不是人類第一次面對顛覆性科技對家庭的衝擊。工業革命時期，工業級酒精摧毀了無數家庭，但社會最終催生了改革運動。大眾識字普及後，家庭會把不適合孩子的書放在書房裡，讓孩子循序漸進地接觸更複雜的文本。這些都是社會用來「策展」資訊環境的機制。

但到了社群媒體和智慧型手機時代，這套機制被徹底拋棄了。托斯卡諾說，我們放棄了讓孩子循序漸進的整套計畫，直接把所有資訊一次倒給他們，包括色情內容在內。美國有 50% 的兒童在三歲前就拿到了平板電腦。YouTube 的演算法會追蹤孩子的注意力停留模式：如果視線在某個畫面上多停了一秒，系統就會重新組織推薦內容，把類似的東西不斷推送過來。孩子以為自己在探索，其實早就被演算法帶往他們自己無法控制的方向。

更關鍵的是，這不是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1990 年代以來，美國有一整套政治機制在保護科技公司免受監管，阻止立法者制定常識性的兒童保護措施。AI 正在重演同樣的劇本，只是速度更快、技術更強大、對孩子潛意識層面的影響更深。

社會正在反擊

好消息是，社會不會坐以待斃。托斯卡諾引用政治經濟學家波蘭尼（Karl Polanyi）的「雙重運動」概念來描述當前的局勢。「第一運動」是企業和國家聯手推動的技術變革，拆除既有的社會保護。「第二運動」是社會有機的反彈，重新主張自己的權利。

這個反彈已經在發生。在美國的州層級，家長正在積極爭取保護孩子免受螢幕環境傷害的權利。學校正在把螢幕撤出教室，恢復紙筆、書本、口語表達。宗教團體開始正視科技對家庭的創傷。天主教教廷即將發布一份關於 AI 的通諭，延續良十三世在工業革命時期發布《新事》通諭的傳統，試圖為人在科技時代應享有的權利提供一個整體性的願景。

托斯卡諾認為，過去十年的民粹主義浪潮，無論左右，本質上都是社會在爭取對自身命運的主導權。對左派而言是對抗資本主義，對右派而言是對抗自由主義的過度擴張，但兩者都指向對大科技公司的不滿。「讓私部門自由發揮」的時代正在結束，問題是接下來的治理框架會是什麼樣子。

我的觀察

臺灣在討論 AI 治理時，幾乎都從技術對齊、存在風險或產業競爭力的角度出發。托斯卡諾的框架提供了一個完全不同的切入點：家庭。

這個角度在臺灣特別有意義。我們的社會結構仍然以家庭為核心，青少年螢幕成癮的問題同樣嚴重，而且臺灣家長面對的挑戰跟美國家長一樣：演算法比你更了解你的孩子在看什麼，而你幾乎沒有工具可以對抗。

托斯卡諾說得對：如果我們允許社會參與塑造 AI，最好的應用會自然浮現。人類對 AI 的能動性，不只是一個政策目標，更是一個心理條件。只有當人們感覺到這些系統是屬於他們的、是為他們的利益服務的，AI 才有可能擁有一個成功的未來。反過來說，如果 AI 繼續以不受治理的方式滲透家庭，那麼社會的反撲只會越來越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