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T 經濟學家：AI 時代最大的衝突不是人與機器，是人與人

本文整理自 Bloomberg Television《Wall Street Week》2026 年 2 月播出的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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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頂尖經濟學家的聯手警告

「AI 會搶走我的工作嗎？」這大概是過去三年所有上班族最常問的問題。但如果你問 MIT 經濟學教授大衛．奧特（David Autor），他會告訴你：你問錯問題了。

奧特是當代研究科技對勞動市場衝擊的最頂尖學者之一。他在 2013 年發表的「中國衝擊」研究，用數據證明了中國加入 WTO 對美國製造業就業的毀滅性影響，被視為過去二十年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研究之一。那項研究直接改變了美國的貿易政策辯論。近年來，他把同樣嚴謹的分析工具轉向了 AI，成為全球各國政府和企業最想聽取意見的 AI 勞動經濟學家。他同時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勞動研究計畫的共同主持人。臺灣讀者為什麼該認識他？因為他的研究不只是學術論文，而是直接影響美國貿易和就業政策的依據，而這些政策，從關稅到晶片法案，每一條都牽動臺灣的經濟命脈。

和他一起在 Bloomberg 節目中對談的，是史丹佛大學數位經濟實驗室主任艾瑞克．布林優夫森（Erik Brynjolfsson）。他與 Andrew McAfee 合著的《第二次機器時代》是理解科技如何重塑經濟的必讀書目。布林優夫森最近組織了一個名為「數位主義者文集」（The Digitalist Papers）的研究計畫，名稱致敬美國建國時代的《聯邦黨人文集》，共收錄 22 篇探討 AI 經濟影響的論文，作者包括前 Google 執行長施密特和 OpenAI 財務長 Sarah Friar。這個命名很有意思：當年《聯邦黨人文集》討論的是如何建構一個新國家的治理框架，而今天這群人討論的，是 AI 時代需要什麼樣的新社會契約。

不是工程問題，是社會問題

奧特在節目中開宗明義地翻轉了整個 AI 辯論的框架。「AI 時代幾乎所有的衝突，都發生在不同群體的人之間，而不是機器與人之間。」這句話聽起來簡單，但仔細想就會發現它徹底改變了我們思考 AI 的方式。主流敘事總是把 AI 描述成一股外來的、非人的力量，彷彿它是自己決定要來取代人類的。但奧特提醒我們：AI 是人造的，它的發展方向、應用場景、受益者和受害者，全部都是人類的選擇。

他用社群媒體做了一個尖銳的類比：社群媒體的創造者（Meta、X 等平台）的利益，和使用者的利益從來就不一致。平台要的是最大化使用者停留時間和廣告收入，使用者要的是有用的資訊和真實的連結。這個利益落差已經造成了假訊息氾濫、注意力碎片化、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AI 正在走上同一條路。開發 AI 的科技公司，主要目標是降低勞動成本和提高自動化程度，因為這是股東要求的。但整個社會的集體利益，是維持一個有效運作的勞動市場。奧特直言，這不是批評，只是市場力量的自然配置，但正因如此，不能把 AI 的發展方向完全交給私部門決定。

布林優夫森進一步強調了「選擇」的重要性。他指出，AI 是一種極度靈活、可塑性極強的技術。同樣是 AI，中國把它用來建立全球最大的監控國家和即時審查系統，但同樣的技術也可以用來讓醫療更普及、教育更便宜。自駕車不是 AI 某天早上醒來自己決定要開車的，那是許多公司投入數十億美元的刻意選擇。「我們不太可能達成我們沒有刻意去追求的目標，」布林優夫森說，「但我們會達成什麼，取決於我們優先投資什麼。」

當勞動失去價值，民主也會跟著崩解

奧特接下來的論述，把 AI 的討論從經濟層面拉到了一個更根本的高度：民主制度本身的存續。

他的邏輯鏈是這樣的：大多數人的收入來自勞動。如果 AI 大幅貶低人類勞動的價值，大多數人就沒有東西可以賣給市場，也就無法從市場中獲取自己需要的資源。民主制度的運作，建立在一個基本假設上：社會裡的大多數人既是貢獻者，也是受益者。你貢獻勞動和稅收，你享有權利和服務。但如果勞動被機器取代了，多數人只剩下「受益者」的角色，只能說「給我我的全民基本收入」，這個系統就會變得極度不穩定。

奧特用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比喻。他問觀眾有沒有看過皮克斯動畫《瓦力》（WALL-E）。在那個未來世界裡，機器人做所有的事，人類坐在懸浮躺椅上，體重 300 磅，看全息電視，喝超大杯飲料。「那看起來很可怕，」奧特說，「但每次看那部電影，我都覺得，那其實是好結局。」為什麼？因為至少在《瓦力》的世界裡，他們解決了收入分配的問題，大家雖然無所事事，但至少沒有在互相殘殺。奧特認為，真實世界更可能出現的情況是：AI 創造的所有財富集中在少數 AI 公司擁有者手中，形成一個極度不平等、極度分裂的社會。這不是反烏托邦的幻想，人類歷史上大部分時間就是這樣運作的。

布林優夫森坦言，財富集中是他對 AI 最大的擔憂。他對 AI 能帶來生產力提升很有信心，甚至和經濟學家 Bob Gordon 打賭，預測生產力成長會顯著高於國會預算辦公室的預期。但他擔心的是，即使整體的餅變大了，很多人分到的份額會持續縮小。勞動收入減少意味著財富集中，財富集中意味著政治權力集中。「大多數人不想生活在一個政治和經濟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上的世界，」他說，「所以我們必須思考，怎麼維持的不只是繁榮，而是共享的繁榮。」

我的觀察：臺灣在 AI 利益衝突中的特殊位置

奧特說「AI 時代的衝突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這句話對臺灣來說，應該特別刺耳。

臺灣處在一個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位置：我們是 AI 硬體供應鏈的核心。台積電生產的先進晶片驅動著全球幾乎所有的 AI 模型訓練和推論。但 AI 的應用層，那些決定 AI 往什麼方向發展、為誰服務、取代誰的工作的決策，完全掌握在美國科技巨頭手中。我們幫全世界造引擎，但對車子往哪裡開，幾乎沒有發言權。奧特所描述的「創造者利益不等於使用者利益」，臺灣就是活生生的案例。

而且，奧特用社群媒體做類比，臺灣人應該最有感。過去幾年，臺灣經歷了全球最密集的資訊戰和認知戰，假訊息透過社群平台大規模散播，試圖影響選舉和社會共識。我們親身體驗了「平台的利益不等於使用者的利益」是什麼意思。現在 AI 帶來的挑戰只會更複雜：深偽影音、AI 生成的假新聞、自動化的輿論操控。奧特警告的「人 vs 人」衝突，對我們來說根本不是未來式，而是進行式。

這意味著臺灣不能只滿足於「做全世界的晶片代工」這個角色。我們需要在 AI 的治理和應用層面也有自己的聲音和策略。否則，我們就是用自己造的武器，被別人決定怎麼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