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不會造出更好的核武,但 AI 會」:Aza Raskin 的 AI 反人類競賽警告
人道科技中心共同創辦人 Aza Raskin 警告:AI 競賽的誘因結構正把人類推向邊緣。他用三個 2026 年 AI 失控事件為證,指出實驗室的策略是衝向懸崖、拿到最大武器、再回頭射殺對手,並呼籲集體行動打破宿命論。

本文整理自 Masters of Scale 系列 Podcast《Rapid Response》2026 年 6 月播出的單集。
「核武不會造出更好的核武,但 AI 會造出更好的 AI。」Aza Raskin 在 Podcast 開場就丟出了這句話,語氣平靜,像在陳述一個物理定律。
Raskin 是人道科技中心(Center for Humane Technology)的共同創辦人,也是 Netflix 紀錄片《智能社會:進退兩難》(The Social Dilemma)的幕後推手之一。他和共同創辦人 Tristan Harris 從 2013 年就開始警告社群媒體的危害,當時沒什麼人理會,後來他們的預測幾乎全部成真。現在,他把同一套分析框架搬到了 AI。
在最近一集《Rapid Response》中,Raskin 對主持人 Bob Safian 展開了一場長達 40 分鐘的論述。核心論點只有一個:問題不在 AI 好不好,而在驅動 AI 發展的誘因結構好不好。他引用查理.蒙格(Charlie Munger)的名言:「讓我看看誘因,我就告訴你結果。」而我們都知道現在的誘因是什麼,就是盡可能快、盡可能多地累積力量和資本。
Raskin 不是反 AI 人士。他自己創辦了 Earth Species Project,用前沿 AI 技術解碼動物語言,研究團隊發現烏鴉有 70% 的溝通內容是科學界此前完全不知道的。他說自己「愛用這個技術」,但也因為經歷過好幾波科技浪潮,知道人們總是被技術的「可能性」迷住,卻不願面對技術的「大概率結局」。
社群媒體是「嬰兒版 AI」的前車之鑑
要理解 AI 競賽為什麼危險,Raskin 認為最好的教材就在眼前:社群媒體。
他把社群媒體稱為「嬰兒版 AI」。動態消息的演算法就是一種非常初級的人工智慧,它連自己的內容都不會產生,只能重新排列人類製作的東西。但就是這麼一個原始的系統,因為被設計來最大化互動率和停留時間,而不是促進人類的連結和理解,就足以製造出有史以來最焦慮、最憂鬱的一代人。
「我們從 2013、2014 年就預測到了,」Raskin 說,「一場對人類注意力的刀戰,必然導致更極化、更偏激、更歇斯底里的社會。」結果呢?政治人物變成了表演者,最極端的聲音被演算法放大,全球民主制度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社群媒體的早期確實展現過美好的可能性:阿拉伯之春讓人們相信科技能促進民主。但那只是技術還沒被市場誘因捕獲之前的一瞥,一旦誘因接管,美好的「可能性」就被殘酷的「大概率結局」取代了。
這段歷史為什麼重要?因為 AI 正在重演同樣的劇本,只是規模放大了無數倍。社群媒體只能重新排列人類的內容,AI 不僅能創造內容,還能自主做決策、發動網路攻擊、設計新型病毒。如果連一個「嬰兒版」的 AI 都能把社會搞成這樣,一個成熟版的 AI 在同樣的誘因結構下會做什麼?
最新的民調或許說明了一些問題:只有 5% 的美國人認為目前完全不受管制、盡可能快速發展 AI 是好事。但諷刺的是,這正是目前正在發生的事。
兩條死路的困局:散布 vs 壟斷
Raskin 把 AI 的未來歸納成兩種失敗模式,兩條路都走不通。
第一條路是全面散布:既然 AI 太強大,不能讓任何一家公司獨佔,那就讓所有人都能用。問題是,Anthropic 最近發布的 Mythos 模型已經展現出國家級的駭客能力,能找到 iPhone 的零日漏洞,不需要發送 iMessage 就能入侵。這種能力不是 Anthropic 刻意訓練出來的,而是從訓練過程中自然浮現的。如果每個人都能使用這種能力,醫院、水處理廠、電力系統全都暴露在攻擊之下,更不用說 AI 輔助設計的生物武器。
第二條路是集中壟斷:把 AI 鎖在少數幾家公司或幾個政府手裡。但歷史上什麼時候有一個群體累積了史無前例的權力,然後自願把權力分配出去的?這條路的終點是永久的監控國家和財富不平等,規模是人類史上前所未見的。
Raskin 用「智慧詛咒」(intelligence curse)來描述這個困局,類比石油國家的「資源詛咒」。委內瑞拉和南蘇丹發現石油後面臨一個選擇:投資石油基礎建設(帶來所有 GDP 和權力),還是投資人民(短期看不到經濟回報)?結果都選了石油,人民被邊緣化。AI 時代也一樣:當 AI 成為國家所有 GDP 和軍事力量的來源,投資人類教育和福祉就變成了「慈善」,不再是經濟必需。哈拉瑞(Yuval Harari)稱之為「永久無用階級」:不是人類暫時失業,而是從結構上被排除在經濟循環之外。
你願意永遠依賴 AI 公司的善意來支付你的帳單嗎?而你什麼都沒有回饋給它們?Raskin 說,這聽起來就是一個糟糕的交易。
實驗室裡的「不可能的任務計畫」
如果兩條路都是死路,為什麼矽谷的實驗室還在全速前進?Raskin 揭露了他所稱的「不可能的任務計畫」(Mission Impossible Plan)。
邏輯是這樣的:AI 一旦能自動寫程式,就等於能自動培養 AI 研究員,進而觸發遞迴自我改進的迴圈。誰先達到這個門檻,理論上就能取得無法追趕的領先優勢,用更聰明的 AI 製造更聰明的 AI,形成爆炸式的智慧增長。到了 2026 年,實驗室內部的人已經承認「人類基本上不再寫任何程式碼了」。
所以實驗室的策略變成:衝向懸崖,越靠近懸崖就能拿到越大的武器,然後在 AI 失控的那一刻,用累積的優勢回頭「射殺」所有競爭者,再設法把 AI 關回籠子裡。Raskin 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想像一個世界,核武是由八家私人公司在競賽中開發最強大的炸彈。你覺得那個世界安全嗎?」
他也指出,不是所有實驗室都一樣。Google DeepMind 的哈薩比斯(Demis Hassabis)和 Anthropic 的 Dario Amodei 都公開說過,如果能達成共識,他們寧願以目前一半的速度前進。Anthropic 公開表態不希望自家工具被用於大規模國內監控或自主武器。但結構性的困境在於:即使你想減速,只要有一個競爭者不減速,你就不敢停下來。一旦落後,你就失去了影響未來走向的籌碼。
每個人都說「我們的價值觀比別人好,所以我們有道德義務繼續做」。問題是,每個人都這樣認為自己。
美國 vs 中國:不是同一場競賽
Raskin 對美中 AI 競爭的分析,顛覆了美國主流的「我們必須打敗中國」敘事。
他指出,美國是這場競賽的發起者,拿中國當藉口是最方便的。更重要的是,中美其實在打兩場完全不同的仗。美國追求的是最大化原始 AI 算力,跑得越快越好;中國追求的是建立最強大的「賽博社會」(cybernetic society),用 AI 來強化既有的社會結構和價值體系。Raskin 的比喻很直白:美國在給自己注射類固醇,中國在重新布線整個身體。
但不管哪條路線,兩個國家面臨的終局是一樣的。當 AI 大規模取代工作機會,數億人失去養家餬口的能力時,等待兩國的是 Raskin 所說的「相互保證的政治革命」。這不是抽象的未來學推測,中國法院已經做出判決:用 AI 取代員工不構成合法裁員理由。中國比任何人都清楚,大規模失業意味著什麼。
Raskin 提到,AI 安全合作已經出現在最近一次習近平和川普會面的議程上,這本身就很有意義,因為之前從來沒有。恐懼或許是最好的協調動力:不是「大家來做好事」的理想主義,而是「不合作就全部完蛋」的自利計算。
不要說「不可避免」:翻轉局勢的可能
Raskin 最反感的一個字是「不可避免」。他說這個字就像在施咒:一旦你說某件事不可避免,就等於在說「什麼都不用做了」,而什麼都不做的結果,就是讓那件事真的變成不可避免。
他的反例是 1983 年的美國電視電影《The Day After》。一億美國人看了這部描寫核戰後果的電影,包括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雷根看完後陷入憂鬱,在傳記中寫下了這段經歷。這部電影創造了一種「共同知識」:每個人都知道其他人也知道核戰的真實後果。這個共同知識催生了雷克雅維克峰會,開啟了核武裁減。而在 1962 年,歐本海默還說核擴散是不可避免的。他錯了。
另一個例子是社群媒體的兒童保護立法。兩年前,禁止 16 歲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體看起來根本不可能。但澳洲率先採取了道德立場,結果引發了骨牌效應:法國、丹麥、西班牙、印尼、印度接連跟進,全球 25% 的人口現在已經生活在實施這類禁令的國家。一個國家的行動,解鎖了其他國家認為「不可能」的事。
在政策工具方面,Raskin 提出了幾個具體方向:對資本課稅高於對勞動課稅,推動 GPU 稅和 token 稅,建立就業保險機制。他最有意思的一個提議是「全民基本所有權」(universal basic ownership),讓每個公民持有 AI 公司的實際股權,而不只是領取全民基本收入。差別在於:股權讓你有結構性的經濟參與,收入只讓你被動依賴。
微軟 AI 執行長蘇萊曼(Mustafa Suleyman)說過一句話讓 Raskin 印象深刻:「AI 時代的進步,取決於我們對什麼說不,而不是對什麼說好。」Raskin 認為這代表業界內部其實存在一個隱藏的共識,只是還沒有被公開表達出來。
我的觀察:當梵蒂岡和矽谷說出同一句話
Raskin 在這集 Podcast 中提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在 5 月 25 日發布了一份長達四萬兩千字的 AI 通諭《Magnifica Humanitas》,而人道科技中心的共同創辦人 Tristan Harris 那一週正好人在梵蒂岡。
當矽谷的科技倫理倡議者和天主教會,從完全不同的出發點,走到了同一個結論,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注意。教宗在通諭中警告 AI 可能讓文明「變得不那麼人性」,並特別譴責 AI 在戰爭中的應用。Raskin 和他的團隊從技術和誘因結構的角度分析,得出了幾乎相同的判斷:某種關於「人之所以為人」的東西正在受到威脅。
我認為 Raskin 這次訪談最有價值的地方,不是他描繪的末日場景,而是他對「清晰度創造行動力」的堅持。他反覆強調:「目標不是製造恐懼,而是製造清晰。」這和哈拉瑞在慶應義塾大學的演講一樣,重點不在預測毀滅,而在讓人們清楚看見我們正在走向哪裡,好讓我們有機會轉彎。
Raskin 還創造了一個詞叫「引擎蓋下的偏見」(under-the-hood bias):因為 AI 技術很複雜,社會就自動把 AI 如何部署到社會中的決策權交給了技術專家。但設計引擎的人,不代表知道怎麼幫社區規劃道路和路標,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把它們混為一談,等於把本該屬於民主體制的決策權拱手讓給了科技公司。
這場 AI 競賽有沒有贏家?Raskin 的回答很明確:沒有。但他也不認為我們註定要輸。他的最後一句話是:「每次有人說這是不可避免的,你的回答應該是:我們連試都還沒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