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發錢，發股份：全民基本資本的構想
面對 AI 可能大規模取代勞動的未來，「全民基本收入」是最常被提起的解方。但伯格魯恩研究所創辦人在《數位主義者文集》提出不同路徑：與其每月發錢，不如透過主權基金和資料分紅，讓公民直接持有科技公司的所有權。這套「全民基本資本」方案，正在從構想走向各國的制度實驗。
本文導讀自《數位主義者文集》（The Digitalist Papers）第二卷第九篇。
每次談到 AI 可能大規模取代人類工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 UBI）幾乎是第一個被提起的解方。矽谷做過實驗，經濟學家跑過模型，政治人物拿來當競選口號。邏輯很直覺：機器搶了人的工作，那就每個月發錢給人。但《數位主義者文集》第二卷收了一篇文章，直接挑戰這個直覺。伯格魯恩研究所（Berggruen Institute）創辦人尼古拉斯．伯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和 Nathan Gardels（Noema Magazine 總編輯、伯格魯恩研究所共同創辦人）提出一個不同的問題：與其每月發現金讓人當被動的受益者，為什麼不讓他們直接成為科技公司的所有者？他們把這個構想叫做「全民基本資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 UBC）。從「收入」到「資本」，一字之差，背後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哲學和制度設計。
從億萬富翁到治理思想家
要理解這篇文章的份量，需要先理解伯格魯恩這個人。他不是學院裡的經濟學者，也不是矽谷的科技樂觀派，而是一個出生在巴黎的德裔億萬富翁，早年靠投資不動產和企業併購致富。2010 年，他用自己的財富創立了以自己為名的伯格魯恩研究所。這個機構的定位很特殊：它不是傳統華府智庫，不出政策白皮書等國會引用，而是刻意搭建跨文明的對話平台。研究所在洛杉磯設總部，在北京大學有常駐計畫，在威尼斯有研究據點，每年頒發一百萬美元的「伯格魯恩哲學與文化獎」給全球思想家（2025 年得主是哈佛政治哲學家桑德爾）。它同時出版獨立刊物 Noema Magazine，專門刊登跨領域的長篇觀點文章。一個投資人辦的研究所能做到什麼程度？伯格魯恩研究所的「21 世紀委員會」成員包括前國家元首、科技執行長和公共知識分子，每年的「理解中國」系列論壇是美中二軌對話的重要場域。
Gardels 是這趟思想旅程的長期夥伴。他從 1985 年起主編 New Perspectives Quarterly（後改版為 Noema Magazine），曾與《華盛頓郵報》合作推出 WorldPost 國際版，是少數能同時跟東西方知識菁英對話的媒體人。兩人合著了《智慧治理》（Intelligent Governance for the 21st Century，曾獲《金融時報》年度好書推薦）和《翻新民主》（Renovating Democracy），核心問題始終如一：在全球化和數位資本主義的衝擊下，治理制度需要什麼樣的根本翻新？這篇關於「全民基本資本」的文章，就是從這個大命題延伸出來的具體方案。
伯格魯恩研究所目前把「全民資本」列為四大核心研究主題之一，與「翻新民主」「星球思維」「未來人類」並列。這不是一篇隨興之作，而是整個機構多年思考的結晶。2019 年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提出「資料分紅」（data dividend）概念時，就找上伯格魯恩研究所協助研究可行性。到了這篇文章，他們把主權基金、資料稅、嬰兒帳戶等多條路徑整合成一個完整框架，呈現的是一個構想從萌芽到成熟的過程。
不是再分配，是預分配
文章開宗明義指出，AI 時代的分配問題已經是進行式。美國最富有的 10% 家庭持有 93% 的股票，勞動生產力自 1979 年成長了 86%，但時薪只漲了 27%。國際貨幣基金（IMF）的研究顯示，先進經濟體約 60% 的工作受到 AI 影響，其中一半能受惠於生產力提升，另一半則面臨薪資下降或被取代的風險。OpenAI 的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警告經濟不平等將擴大，Anthropic 的 Dario Amodei 估計半數白領工作可能消失，橋水基金創辦人瑞．達利歐（Ray Dalio）直言「前 1% 到 10% 的人受益，大多數人受苦」。在這個背景下，「怎麼分配 AI 創造的財富」已經不是學術問題，而是政治定時炸彈。
UBC 和 UBI 最根本的差異，不在發多少或怎麼發，而在「你把人民當成什麼」。UBI 的邏輯是再分配：AI 創造了財富，政府收回一部分，再以現金發給每個人。這聽起來公平，但伯格魯恩和 Gardels 指出一個政治上的致命問題：它把社會切成「給的人」和「拿的人」兩半。繳稅的覺得在養閒人，領錢的覺得被施捨，兩邊都不開心。UBI 在美國政治裡始終無法突破左右對立，正是因為它內建了這種結構性矛盾。UBC 試圖繞過這個死結。核心思路是「預分配」（pre-distribution）而非「再分配」：不是等財富產生後重新分，而是從一開始就讓人民擁有產生財富的資產。你不是在領救濟金，你是在領投資回報。文章引用教宗良十三世 1891 年的通諭《新事》（Rerum Novarum）：公共政策應該「盡可能讓更多人成為所有者」。皮凱提的 r > g 公式早已預警：當資本回報持續超越勞動回報，貧富差距只會加速擴大。讓更多人從純粹的勞動者變成資本的共同持有者，可能是在不顛覆現行體制的前提下縮小差距的最務實路徑。
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像空想，文章會告訴你它已經在世界各地以不同形式運作。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1976 年設立，用石油收益建立基金，每年向每位居民發放分紅，目前管理 889 億美元資產，2025 年每人領到 1,000 美元。挪威的政府退休基金全球管理超過 2.1 兆美元，持有全球約 7,200 家公司的股份（包括 NVIDIA、Apple、Microsoft），2025 年報酬率 15.1%，支應挪威兩成公共支出，本金同時持續增長。新加坡的中央公積金管理 5,940 億美元，透過雇主和員工強制提撥，讓國民從年輕時就累積資本。這些案例的共通點是：不靠發錢，靠讓人民成為共同所有者。
但文章最有意思的部分，是它勾勒的「新一代 UBC 工具」。加州的「資料分紅」構想，對資料依賴型企業收入課 1% 的稅，每年可產生約 4.34 億美元，存入個人的主權基金帳戶。加州 CalKIDS 計畫為低收入家庭學童自動開設 1,500 美元的大學儲蓄帳戶。2025 年 7 月通過的聯邦法案為八歲以下兒童自動開設 1,000 美元的投資帳戶，投資 S&P 500 指數，18 歲後才能提領，家庭每年可自行加碼 5,000 美元。英國的兒童信託基金到 2023 年累積了 630 萬個帳戶、90 億英鎊市值。德國 2026 年啟動的「早期退休金」計畫為 6 到 17 歲兒童每月存入 10 歐元，免徵資本利得稅。文章特別提到一個巧妙的機制：政府存入的 1,000 美元不是「贈與」而是「無息貸款」，受益人在 18 年內分期償還，資金回流後再投入下一代帳戶。這種自我補充的循環設計，讓 UBC 不像 UBI 需要持續的財政支出，而是一個能自行運轉的系統。
光譜上的中間位置
讀過我們之前那篇關於伯斯特隆姆和 Yelizarova 的全球治理文章的讀者，可能已經注意到一個問題：伯格魯恩和 Gardels 的方案，跟那兩個人的方案有什麼不同？那篇文章結尾預告了這組對話，現在是完整展開的時候。伯斯特隆姆的「開放式全球投資」主張讓所有人都能買 AI 公司的股票，靠市場機制完成分配。問題是，買股票需要本金，各國人民的參與能力天差地別。Yelizarova 的「全球分紅系統」走另一個極端：建立超國家主權基金，強制 AI 企業移轉 10% 到 20% 的股權，收益發給全球每個人。問題是，這需要一個目前不存在的全球機構，政治可行性極低。伯格魯恩和 Gardels 的方案落在兩者中間：比伯斯特隆姆更強調再分配（不只是「開門」讓人進來，而是主動幫人取得股份），但比 Yelizarova 更務實（在國家和州的層級操作，不需要發明超國家機構）。三篇文章合起來，你看到的是一條從市場機制到權利主張、從地方到全球的連續光譜。
這篇文章還值得放在另一組對話裡。同一卷的 Ioana Marinescu（我們接下來會介紹的 #V2-7）走的是傳統安全網路線，主張建立「雙重安全網」直接發現金。UBC 和 UBI 的哲學差異在這裡最為鮮明：「給現金」假設人民需要被救助，「給資本」假設人民可以被賦權。兩者不一定互斥（文章本身也承認短期內可能需要現金轉移作為過渡），但方向截然不同。而大衛．奧特（David Autor）在同一卷裡提出的專業知識框架則帶來另一個問題：如果 AI 不是取代工作，而是改變哪些專業值錢、哪些不值錢，那 UBC 能不能補償那些專業被貶值的人？一個醫學影像專家的技能因為 AI 貶值八成，讓他持有 AI 公司的股份，是否足以彌補他失去的職業意義和社會地位？資本可以補償收入損失，未必能補償身分認同的損失。這可能是 UBC 最需要面對的盲點。
UBC 的政治吸引力在於它試圖超越左右分歧。文章引用了史迪格里茲（左派旗手）和達利歐（右派代表）同時支持 UBC 的例子，說明這不是意識形態之爭。但這裡有個需要追問的問題：UBC 真的能超越政治嗎？阿拉斯加永久基金運作了五十年，每年發放分紅，但提領規則始終是政治角力的焦點，州長和議會對「花多少」的爭論從未停歇。2025 年基金慶祝成立五十週年時，董事會主席的感言就提到「持續的管理需要州長、議員、董事和職員的共同承諾」。當 UBC 從構想變成政策，這種張力只會更劇烈，不會更緩和。
台灣的起點在哪裡
台灣沒有主權基金，但 UBC 的構想與台灣並非無關。2025 年 5 月，總統賴清德在就職週年演說中提出建立「國家級投資平台」的構想，被外界解讀為台灣版主權基金的試水溫。國發會一度在同年 1 月表態「現有機制已足夠」，幾個月後態度轉向，開始研究新加坡、韓國、挪威等國模式。這個政策轉向的背景，正是台灣在 AI 時代如何把半導體紅利轉化為更廣泛國民福祉的焦慮。台積電的先進製程為全球 AI 發展提供了關鍵基礎設施，但這些價值主要由股東和員工分享，一般民眾感受有限。如果伯格魯恩和 Gardels 的框架能提供任何啟示，那就是：台灣需要思考的不只是「要不要設主權基金」，而是「如何讓更多人成為台灣科技競爭力的共同持有者」。
台灣其實已有 UBC 的雛形。勞工退休新制規定雇主每月提撥 6% 薪資到個人帳戶，由勞動基金運用局管理，總規模超過 4.5 兆新台幣。全民健保更是全球公認效率最高的全民安全網之一。但這些制度的設計邏輯是「保障」而非「資本累積」。如果台灣想從 UBC 框架借鏡，最直接的路徑可能不是另建主權基金，而是擴大現有勞退基金的功能：讓它不只是退休保障，也成為讓勞工分享科技產業紅利的管道。勞退基金已經大量投資全球科技股，但報酬率和管理透明度長期受到質疑，勞工對自己帳戶的投資標的幾乎沒有選擇權。把「退休安全」升級為「資本參與」，技術上不難，政治上卻需要跨出很大一步。
「資料分紅」是另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台灣 2,300 萬人口的資料量算不上龐大，但在特定領域並非無足輕重：健保資料庫是全球最完整的全民醫療大數據之一，對 AI 醫療應用的訓練極有價值。如果這類資料的經濟價值能透過某種機制回饋全民，而非只讓使用它的企業獲利，那就是台灣版 UBC 的起點。伯格魯恩和 Gardels 的文章用副標題定調：「一個時機已到的構想」（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對台灣而言，時機或許還沒有完全成熟，但方向已經浮現。一個連主權基金都還在「規劃研究階段」的國家，與其問「要不要做 UBC」，不如先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台灣願不願意把「讓更多人擁有資本」當成值得認真對待的政策目標？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比任何具體的制度設計都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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