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在長大，稅收在縮水：AI 時代最弔詭的財政問題
AI 讓經濟成長，政府卻可能愈來愈窮。《數位主義者文集》兩位維吉尼亞大學經濟學家算出，每一塊錢從勞動轉向 AI，稅收就少一毛五。前歐巴馬經濟顧問 Betsey Stevenson 說別慌，歷史證明制度總能適應。兩種態度的碰撞，正是 AI 時代財政辯論的縮影。
本文合併導讀《數位主義者文集》（The Digitalist Papers）第二卷第十一篇與第十二篇，為 AINEXT 系列編號 #V2-8。
我們在導讀 Marinescu 那篇文章時留下了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她為 AI 時代設計的雙層安全網很細緻，第一層保護正在轉換跑道的勞工，第二層透過「數位紅利」保障所有公民的基本收入。但錢從哪裡來？安全網需要財政收入支撐，如果 AI 同時改變了政府收稅的能力，再精巧的支出設計都是紙上談兵。《數位主義者文集》第二卷緊接著放了兩篇文章，正面回答這個問題。一篇用數學告訴你為什麼危機是真的，另一篇用歷史告訴你為什麼不必絕望。
Anton Korinek 和 Lee Lockwood（兩人都是維吉尼亞大學經濟學教授）合寫的〈在變革性 AI 時代維護財政穩定〉（Preserving Fiscal Stability in the Age of Transformative AI），核心發現可以用一句話概括：當一塊錢的價值創造從人類勞動轉向 AI 資本，聯邦稅收就少了 10 到 15 美分。原因不複雜，勞動所得的有效稅率大約 30%，資本所得只有 15% 到 20%。AI 讓經濟持續成長，政府的荷包卻在縮水。緊接著的下一篇，Betsey Stevenson（密西根大學經濟學教授、前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寫了一篇調性很不一樣的文章，標題直接亮底牌：〈在變革性 AI 的世界裡有什麼好怕的？如果政策正確，什麼都不用怕。〉她認為每一次技術革命都引發過類似的財政恐慌，而制度總是找到了出路。兩篇放在一起讀，你會看到同一枚硬幣的正反面：技術分析說問題真的存在，歷史經驗說可以解決。
三位作者，三種武器
Korinek 不是普通的經濟學教授。他是維吉尼亞大學「變革性 AI 經濟學倡議」（EconTAI）的學術主任，2025 年入選 TIME 雜誌 AI 百大影響力人物，同時擔任 Anthropic 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和布魯金斯學會的非駐院資深研究員。他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研究的是金融危機預防，後來轉向 AI 的系統性經濟影響。2017 年他與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里茲合寫了 AI 收入分配衝擊的開創性論文，2023 年又完成了一篇研究「變革性 AI 下的經濟成長」的模型分析，核心結論是完全自動化將大幅提高成長率，但同時壓低勞動份額。他更是《數位主義者文集》第二卷導論的共同作者，可以說是整個計畫在經濟學領域的核心架構師之一。
Lee Lockwood 的背景跟 Korinek 互補。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研究領域是公共財政和社會保險，發表過 Econometrica 和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等頂級期刊的論文，專長是分析政府支援計畫的行為效應和設計漏洞。他帶來的是最優稅收理論的工具箱：效率和公平之間如何取捨，稅率設定的數學原理，不同稅基之間的轉換成本。Korinek 懂 AI 的經濟衝擊，Lockwood 懂財政制度的工程細節，兩人合寫這篇文章，是拿兩把不同的鑰匙開同一扇門。
Stevenson 帶來的是第三種能力：政策實務經驗。她在擔任歐巴馬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之前，曾任美國勞工部首席經濟學家。學術上，她在密西根大學的研究橫跨女性勞動市場和公共政策，同時是 NBER 研究員。她長期在 Project Syndicate 和 EconoFact 等媒體上撰寫公共政策專欄，是少數能同時對學術圈和一般大眾說話的經濟學家。跟 Korinek 和 Lockwood 純粹的學術取向不同，Stevenson 待過白宮，知道一項政策提案從學術論文走到總統桌上要經過多少關卡。她的樂觀不是書齋裡的推測，而是在體制內部見過制度如何回應危機之後的判斷。
一道數學題：為什麼經濟成長救不了政府
Korinek 和 Lockwood 的論證從一個已經在發生的趨勢開始。美國的勞動份額（GDP 中歸屬勞動者的比例）從 2000 年的 68% 下降到目前的 58%，十個百分點的移動。由於勞動所得貢獻了超過一半的聯邦稅收，這個趨勢每年讓政府損失數千億美元。他們用了一個直覺的案例說明：一位年收入 50 萬美元的放射科醫師，每年繳納約 20 萬美元的稅。當 AI 執行相同的影像判讀工作，由一家持續將利潤再投資的企業擁有時，即使經濟產出相同甚至更優，能被課到的稅大幅減少。產出不變，稅收蒸發。這就是「經濟成長，政府變窮」的具體機制。更嚴峻的是，美國上一次重大聯邦稅改是 1986 年，將近四十年前。整套稅制是為一個勞動所得主導的經濟體設計的，面對勞動份額持續萎縮的趨勢，這套系統的過期速度只會愈來愈快。
他們提出分兩階段的財政改革框架。第一階段稱為「勞動力的黃昏」：AI 逐漸接手經濟中的各種任務，勞動所得稅占 GDP 比例下滑，但經濟整體尚未崩潰。核心對策是大規模轉向消費稅。他們指出美國是唯一沒有全國性增值稅（VAT）的 OECD 大國，而 VAT 有一個關鍵優勢：勞動收入可能消失，但人們永遠需要消費，所以稅基侵蝕得更慢。文章提出一個設計原則：「課稅 AI 的服務，不要課稅 AI 的設備。」課稅機器人提供給消費者的服務，免稅機器人的所有權；課稅終端使用者的 API 調用，免稅 GPU 和伺服器基礎設施。這套邏輯讓稅制跟著價值流向消費端，而不是試圖在源頭鎖住高度流動的資本。他們同時建議對真正稀缺且無法移動的資源加重課稅：土地、頻譜權利、衛星軌道、關鍵自然資源。這些東西搬不走，躲不進避稅天堂，潛在稅收可達 GDP 的 5% 到 10%。
第二階段更激進，也更有想像力：當 AI 主導整個經濟。在這個情境裡，自主 AI 系統占據了大部分經濟生產，而且會把利潤再投資而非分配為可課稅的消費支出，勞動課稅和消費課稅都可能失去意義。Korinek 和 Lockwood 借用了一個生態學比喻：就像永續森林管理者決定每年砍多少木材，或者大學決定捐贈基金每年提取多少收益，社會需要決定 AI 資本的「最佳收穫率」。他們算出，如果社會的時間折現率是 4%，最佳的年度 AI 資本稅率大約也是 4%。重視未來世代的社會會選擇較低稅率，讓資本複利成長；重視當前需求的社會會選擇較高稅率。這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價值選擇。文章最後列出七項即時行動建議，從委託全面的消費稅現代化研究，到在 OECD、G7 和 G20 框架內建立國際規範。「現在就行動，」他們寫道，「別等到危機逼你做出次優的被動反應。」
Stevenson 的回應：別慌，但也別閒著
如果只讀 Korinek 和 Lockwood，你可能會覺得財政危機迫在眉睫，需要立刻全面改革。Stevenson 的文章緊接著出場，語調明顯不同。她沒有否認問題的存在，而是把焦點從「會不會出問題」轉向「問題出現時，我們有沒有能力回應」。她的回答是有的，而且歷史上已經回應過很多次了。工業革命期間，農業稅基崩塌，各國最終發明了所得稅。數位經濟讓企業利潤跨境轉移，OECD 在 2021 年推出了 15% 的全球最低稅率。制度適應的過程從來不優雅，但最終總是完成了。她強調的不是「問題不會發生」，而是「問題出現之後，人類制度有辦法跟上」。
她把 AI 的經濟衝擊拆解成三個挑戰。第一是工作轉型與替代：關鍵變數是速度，快速消除工作跟漸進式職業重組，創造的是截然不同的人類經驗。「管理 AI 採用的速度，讓人們能夠適應，而非被丟棄，」她寫道，「這是在說我們仍然把彼此視為夥伴，而非可以替換的零件。」第二是財富分配。她提出了一個重要的正當性論述：AI 系統創造的剩餘是「集體產品」，建立在公共研究、共享基礎設施和數十億人的資料貢獻之上。基於這個邏輯，重新分配 AI 利潤不是慈善，是權利。她提出的「數位紅利」設計參考阿拉斯加永久基金，將 AI 產生的財富以公民的資料貢獻份額回饋每個人。第三個挑戰超越經濟範疇：意義與目的。人們需要的不只是收入，還有參與感和社會歸屬。研究顯示，公民參與下降即使在收入上升的時候也會損害幸福感。
三條線索最後收束在一個字上：信任。「分配、競爭和意義這三條線索，匯聚在同一個詞裡：信任。」沒有經濟公平，沒有強健的獨立監管機構，沒有更新過的社會互惠關係，無論物質多麼豐裕，人們都不會信任 AI 系統。而這種不信任本身會限制 AI 的社會效益，形成惡性循環。所以 Stevenson 的處方不是放輕鬆等它過去，而是積極建設信任的制度基礎：稅制重構（從勞動轉向資本和消費）、嚴格的競爭政策（防止 AI 市場壟斷）、保護獨立監管機構，以及發展支持志願服務和社區參與的社會基礎設施。她的樂觀帶著清楚的前提條件：不是「不管怎樣都會好」，而是「做對了就不用怕」。
兩種態度的碰撞，以及不同版本的樂觀
把兩篇文章攤開來看，有趣的是共識比分歧多。兩邊都認為現行稅制不適合 AI 時代，都主張從勞動課稅轉向消費和資本課稅，都強調提前行動而非被動回應，都認為國際協調不可或缺。分歧主要在語調和緊迫感的程度。Korinek 和 Lockwood 的態度是「火災警報已經響了，現在必須重新設計消防系統」，Stevenson 的態度是「歷史告訴我們消防系統總是能被設計出來的，但確實得開始動手了」。他們站在同一條船上，只是一邊在看漏水的速度，另一邊在看修補的工具。兩種觀點放在一起，比任何一邊單獨來看都更有說服力：Korinek 和 Lockwood 提供了「為什麼必須行動」的精確理由，Stevenson 提供了「行動了就來得及」的歷史信心。
這裡值得做一個重要的區分。這個系列裡，我們在導讀 John Cochrane 那篇〈Just Relax〉時遇過另一種樂觀。Cochrane 的樂觀是「問題根本不存在」：歷史上每次技術恐慌都是杞人憂天，市場會自行調節，不需要政府介入。Stevenson 的樂觀完全不同。她明確承認問題存在，工作會被取代、財富會集中、社會信任會被侵蝕。她樂觀的對象不是問題的嚴重性，而是人類制度的適應能力。區分這兩種樂觀非常重要：Cochrane 的「放輕鬆」如果判斷錯誤，代價是毫無準備地迎接衝擊；Stevenson 的「別慌但動手」即使過度反應，代價也只是提早建設了一些制度。風險不對稱，Stevenson 的立場在政策上更站得住腳。
這兩篇文章也直接回應了我們在系列裡持續追蹤的政策拼圖。Marinescu 設計的雙層安全網需要持續的財政支出，尤其是第二層「數位紅利」需要對數位經濟部門課稅。但 Korinek 和 Lockwood 的分析告訴我們，如果勞動份額持續下降，政府連現有的社會支出都可能撐不住，何況新增安全網？兩篇放在一起看，浮現的是一個支出需求上升、收入能力下降的剪刀差。把視線拉到全球層面，問題更棘手。我們在導讀 Yelizarova 的全球分紅方案時討論過，她主張建立超國家主權基金，要求 AI 企業將 10% 到 20% 的股權交付信託。但如果連單一國家的稅基都在萎縮，一個需要跨國協調的全球分紅機制，資金從哪裡來？Korinek 和 Lockwood 強調的國際規範建設，或許正是 Yelizarova 方案能否落地的前提條件。這些文章單獨讀各有道理，交叉閱讀才看得到它們共同構成的政策版圖有多複雜。
台灣的財政結構，撐得住嗎？
台灣的稅收結構高度依賴所得稅和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所稅）。根據財政部的公開資料，營所稅占中央政府稅收超過三成，而這些營所稅收入又極度集中於科技業，台積電一家公司繳納的稅額在總營所稅中占顯著比重。這意味著台灣的財政收入跟 Korinek 和 Lockwood 描述的美國一樣，高度依賴「人在工作、公司雇人」這個假設。如果 AI 讓企業用更少的人創造更多營收，兩根支柱都會鬆動：綜合所得稅因為高薪就業減少而萎縮，營所稅因為企業利潤結構改變而被侵蝕。台灣確實有營業稅（功能類似 VAT 的消費稅），但稅率只有 5%，在全球偏低。如果要像 Korinek 和 Lockwood 建議的那樣擴大消費稅比重，調整空間不小，政治阻力也不小。
Stevenson 說「歷史上制度總能適應」，前提是社會有政治意願推動改革。台灣身為高度依賴科技產業的小型開放經濟體，財政健康跟全球 AI 產業鏈的走勢綁得特別緊。當 AI 改變的不只是勞動市場，還有企業利潤的地理分佈和課稅管轄權時，台灣需要思考的問題比美國更多一層。Korinek 和 Lockwood 建議美國成立跨黨派的 AI 稅收委員會，參考 1983 年社會安全委員會的模式，在危機到來之前就啟動制度性的研究和討論。台灣或許也需要類似的準備，不是等到稅收斷崖出現時才手忙腳亂。Stevenson 的信心可以借用，但她的前提也不能省略：制度能適應，前提是你提早開始適應。
一個不舒服的前提
讀完這四篇接力的文章（Marinescu 的安全網、Berggruen 的全民資本、Korinek 和 Lockwood 的財政分析、Stevenson 的政策信心），AI 時代財政辯論的拼圖幾乎完整了。支出端、所有權端、收入端、信心端，四塊拼在一起，畫面很清楚：問題真的存在，工具也真的存在，缺的是政治意願和時間。但 Stevenson 的歷史樂觀主義裡藏著一個不舒服的前提：制度總是「最終」適應了，可是「在適應之前」那段時間，很多人過得很慘。工業革命的英國工人等了半個世紀才盼到勞動法規，1930 年代的全球大蕭條催生了社會安全法案，但催生之前是數百萬家庭的破碎。Korinek 和 Lockwood 的七項即時行動建議，本質上就是在問一個問題：這一次，我們能不能不等到付出慘痛代價之後才開始動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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