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 AI 賺走所有的錢：全球治理的兩種想像
《超智慧》作者伯斯特隆姆主張讓全世界都能投資 AI 公司，未來生命研究所的 Yelizarova 主張建立全球分紅機構。《數位主義者文集》第二卷收了兩篇文章，回答同一個問題：AI 創造的巨大財富該怎麼分配？兩種截然不同的全球治理方案，映射出市場機制與再分配權利之間的深層分歧。
本文導讀自《數位主義者文集》（The Digitalist Papers）第二卷收錄的兩篇文章。
想像這個場景：矽谷一家 AI 公司的模型，同時取代了歐洲的軟體工程師、印度的客服人員、和墨西哥的工廠作業員。這三群人住在不同國家，受不同政府管轄，但失去工作的原因完全相同。問題來了：這家公司因此賺到的錢，他們有份嗎？
這不是假設性的問題。PwC 預測 AI 將為全球創造 15.7 兆美元的產值，但其中只有 1.7 兆會流向全球南方（不含中國）。財富在矽谷產生，衝擊在全球發生，而現有的國際制度沒有任何機制處理這種跨境的利益分配。《數位主義者文集》第二卷收了兩篇文章，直接面對這個問題。牛津大學哲學家尼克．伯斯特隆姆（Nick Bostrom）和未來生命研究所（Future of Life Institute）研究員 Anna Yelizarova，各自提出一套全球治理方案。兩人的出發點相同，結論卻截然不同：一個要靠市場，一個要建新機構。
伯斯特隆姆：讓全世界都能買 AI 的股票
如果你只知道伯斯特隆姆是那個寫《超智慧》（Superintelligence）的人，你可能需要更新一下印象了。2014 年他因為那本書成為「AI 存亡風險」的代言人，整個矽谷和各國政府都在討論他提出的迴紋針製造機（paperclip maximizer）思想實驗。但十年過去，他的關注點明顯移動了。2024 年出版的《深度烏托邦》（Deep Utopia）把問題往前推了一步：假設我們安全度過了轉型期，人類要怎麼活？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在 2024 年關閉後，他創立了非營利組織 Macrostrategy Research Initiative，繼續研究人類面對超級智慧的長期策略。這條從「阻止災難」到「設計轉型」的思路移動，本身就值得追蹤。
在這篇文章裡，伯斯特隆姆提出了「開放式全球投資」（Open Global Investment，簡稱 OGI）模型。邏輯很直白：既然 AI 公司將創造天文數字的價值，就讓它們公開上市，讓全世界的政府、機構和個人都能買股票。外國政府可以持股（他建議每國上限 20%），普通投資人可以透過證券市場參與，利潤分配和投票權分開處理但都盡量廣泛分散。不需要發明新制度，不需要簽國際條約，用現有的財產權、證券法和公司治理框架就夠了。他甚至指出，現實中已經部分在運作了：Alphabet 和 Meta 都是上市公司，全球投資人本來就能買它們的股票。
他特別拿這個方案跟「國有化」做比較，算了一筆很直覺的帳。如果美國把 AI 當成曼哈頓計畫那樣收歸國有，等於把全球 95.8% 的人口排除在利益分配之外。OGI 至少在理論上不會排除任何人。他用吉尼係數（Gini coefficient）計算，OGI 模型的利益分配比國有化公平得多，雖然離真正的全球平等還很遠。更務實的好處是，這個方案不需要政府出大錢，不需要各國先達成共識，也不需要任何新機構。但伯斯特隆姆自己也坦承這是個「次佳方案」。最明顯的漏洞是：買股票需要本金。一個孟加拉農民和一個瑞士銀行家，在證券市場上的參與能力天差地別。OGI 讓分配比國有化更廣泛，但它本質上仍是一個按財富分配的系統，不是按人頭。他把這視為現實的代價，不是設計的缺陷。
Yelizarova：建一個世界上還不存在的機構
Anna Yelizarova 的切入點完全不同。她在未來生命研究所負責特別專案，同時參與 Windfall Trust 計畫，這個計畫專門研究一個問題：如果 AI 產生意外暴利，分配機制該怎麼設計？她的學術背景在史丹佛，專長是制度設計和全球協調。這篇文章的標題就說了一切：「缺失的機構」（The Missing Institution）。在她看來，問題不在市場不夠開放，而在於全球層級根本沒有處理這種分配的機構存在。歐洲軟體工程師、印度客服人員、墨西哥工廠作業員，都可能被同一套矽谷開發的 AI 系統取代，但他們的國家無法對這些生產力增長課稅或分潤。這是一個制度的真空。
她的核心論點建立在一個前提上：AI 不是任何一家公司或一個國家的發明，而是建立在人類共同知識、公共資料、和幾百年來集體智慧累積之上的。每個人對這些技術創造的價值都有正當的份額。這不是慈善，是權利。基於這個邏輯，她提出「全球分紅系統」：建立一個超國家的主權基金，要求 AI 企業將 10% 到 20% 的股權交付信託，作為「人類的份額」。基金的投資收益則以定期現金的方式發放給全球每一個人。制度架構上，她參考了國際清算銀行（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BIS）的模式。BIS 在 1930 年成立，總部在瑞士，擁有超國家法律地位，不受任何單一國家管轄，爭議由指定仲裁機構處理。一個全球分紅機構可以採取類似的法律架構，以主權憲章運作，防止任何國家單方面退出或干預。
這個構想聽起來像空想，但 Yelizarova 花了大量篇幅討論歷史先例。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從石油收益中每年發放 1,000 到 2,000 美元給每位居民，已經運作超過 40 年。挪威的政府退休基金全球（Government Pension Fund Global）管理近兩兆美元資產，每年提取約 3% 的收益，支應國家 20% 的公共支出，同時保住本金持續增長。美國切羅基族（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的賭場分紅計畫每年發放兩次，每次 3,000 到 6,000 美元，並且為未成年人的份額設立了代際信託。但她也沒迴避失敗案例。俄羅斯 1990 年代的私有化券計畫原本要讓全民分享國有資產，結果不熟悉市場的民眾把券低價賣給掮客，財富反而更集中。教訓很清楚：分配機制如果沒有足夠的制度保障，可能適得其反。
在可行性方面，她的立場很誠實。以目前的全球經濟規模，每天給 80 億人 2.7 美元（世界銀行的極端貧困線），一年就要 7.88 兆美元，這是天文數字。但如果 AI 真的如預期在幾年內把全球 GDP 翻倍，這筆錢就不再離譜。她提出了多種資金來源：AI 公司自願簽署的「意外暴利條款」（windfall clause），在利潤超過全球 GDP 的 1% 時自動啟動；或是強制性的企業股權移轉；或是跨國稅收協議。每一種都有技術和政治上的難題，但她的論點是：歷史上重大制度創新從來不是在太平盛世中誕生的。1944 年的布列敦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在大蕭條和二戰的廢墟中催生了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如果 AI 造成的勞動替代嚴重到削弱消費需求、威脅經濟收縮，再分配就不再只是社會正義的議題，而是總體經濟穩定的手段。
兩種想像的裂縫
把兩篇文章並排看，最根本的差異不在技術細節，而在哲學立場。伯斯特隆姆把 AI 財富的分配看成一個「投資機會」的問題：只要把門打開，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市場本身會完成分配。Yelizarova 把它看成一個「權利」的問題：你不需要買股票才能分到份額，你身為人類就有份。前者信任市場的分配效率，後者懷疑市場只會複製既有的不平等。
這裡有一個微妙的可行性悖論。伯斯特隆姆的方案現在就能做，而且部分已經在做了。但正因為它不挑戰現有的權力結構，它能做到的重分配效果有限。Yelizarova 的方案重分配效果強得多，但它需要一場足以撼動國際秩序的危機才可能誕生，建立過程中的政治阻力幾乎無法估算。簡單說：一個可行但效果弱，另一個效果強但不可行。這種困境沒有漂亮的解法。
有趣的是，同一卷裡還有第三種聲音。尼古拉斯．伯格魯恩（Nicolas Berggruen）和 Nathan Gardels 提出的「全民基本資本」（Universal Basic Capital），主張用州級主權基金搭配「資料分紅」（data dividend），讓公民透過基金持有科技公司的所有權。這個方案落在光譜的中間：比伯斯特隆姆更強調再分配，但比 Yelizarova 更務實地在國家層級操作。三篇文章合起來，你看到的是一個從市場到權利、從國家到全球的連續光譜，不是簡單的二選一。
我的判斷是，這兩種方案或許可以共存，分別在不同階段發揮作用。短期內，OGI 可以立刻讓更多國家和機構參與 AI 公司的所有權，降低「贏者全拿」的風險。長期來看，如果 AI 真的造成大規模勞動替代，某種形式的全球分紅機制可能變成必要，不是因為公平，而是因為沒有消費者就沒有市場。Yelizarova 自己也點出了這一層：到了那個時候，再分配不再是道德訴求，而是經濟存活的條件。
台灣在這場辯論裡的位置
台灣在全球 AI 價值鏈裡的位置很特殊。靠著台積電，台灣在硬體製造端分到了一杯羹，而且是很大一杯。但這兩篇文章討論的是 AI 創造的「軟體端」價值：模型、服務、自動化帶來的生產力提升。如果未來的價值持續往模型和應用端集中（目前的趨勢確實如此），台灣靠晶片代工維持的經濟優勢能撐多久，是一個真實的問題。台積電的護城河建立在製程技術上，但 AI 晶片的需求結構、供應鏈佈局都在快速變動，沒有人能保證這條護城河永遠夠寬。
在兩種方案的比較中，伯斯特隆姆的 OGI 模型對台灣相對友善。台灣已經是全球資本市場的活躍參與者，國內的退休基金和壽險業早就在大量投資美國科技股。從這個角度看，台灣透過資本市場分享 AI 紅利的管道已經存在。但 Yelizarova 的全球分紅對台灣的勞動者可能更有保護作用。台灣是出口導向的小型開放經濟體，如果全球需求因為 AI 取代勞動而萎縮，台灣的製造業和服務業出口首當其衝。一個能維持全球消費力的分紅機制，某種程度上也是在保護台灣的出口市場。
但更根本的問題可能是話語權。這兩篇文章討論的全球治理框架，設計者和預期受益者主要是大國和大型經濟體。台灣這樣的中小型經濟體，在全球 AI 利益分配的談判桌上坐不坐得到、坐什麼位置，恐怕比選擇哪個模型更重要。
一個未解的前提
伯斯特隆姆和 Yelizarova 的文章都建立在同一個假設上：AI 將大規模取代人類勞動，並產生巨大的經濟剩餘需要分配。這個假設合理嗎？MIT 勞動經濟學家大衛．奧特（David Autor）在同一卷裡的文章給了不同的答案：AI 不是取代工作，而是重塑工作的性質和分佈。如果奧特是對的，那這場關於「怎麼分」的辯論，可能需要先退一步問一個更基本的問題：真的有那麼多東西要分嗎？
這正是《數位主義者文集》最精彩的地方。同一本書裡的作者，連前提都沒有共識。讀者不是在聽一場獨白，而是被丟進一場多聲部的辯論裡，自己決定站在哪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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