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信耶穌，也信軟體」：一位矽谷 AI 創投的創造與責任哲學

本文整理自《AI and the Future of Work》2026 年 3 月播出的單集。

{{< youtube XG7RvVWuf84 >}}

{{< spotify "episode/5FioEZgjdNRb0lqfnR5xaO" >}}

{{< apple-podcast "tw/podcast/ai-and-the-future-of-work-artificial-intelligence-in/id1476885647?i=1000756765822" >}}

---

一個不太典型的矽谷投資人

在矽谷的 AI 投資圈裡，你通常會聽到兩種人。一種是加速派，認為 AI 發展愈快愈好，所有阻礙都該移除。另一種是末日派，覺得失控的 AI 終將毀滅人類文明。Bloomberg Beta 合夥人 James Cham 兩邊都不站。

Cham 說自己有兩個信仰：耶穌和軟體，按照這個順序。這句話從一個管理數億美元基金的矽谷投資人嘴裡說出來，在科技圈裡算是相當罕見。他從小在洛杉磯的華人教會長大，至今仍然固定上教堂。在一個以無神論和理性主義為主流文化的產業裡，他選擇公開談論信仰，並且用信仰的語言來思考 AI。

但 Cham 不是在傳教。他的職涯軌跡完全是硬底子的科技投資：哈佛電腦科學學士、MIT 商學院碩士，先後在 Bessemer Venture Partners 和 Trinity Ventures 做投資，參與過 LinkedIn、Twilio、Dropcam 等公司的早期輪。2013 年加入 Bloomberg Beta，隔年和同事發布了業界首張「機器智慧版圖」，是 AI 投資領域最早的佈局者之一。他不是從象牙塔裡談 AI 倫理的學者，而是一個每天都在看 AI 新創、每天都在做投資決策的實務工作者。

正因為如此，他從信仰角度談 AI 的方式才顯得特別有意思。這不是空泛的道德呼籲，而是一個在前線做了十幾年的人，試著用另一套框架來理解自己正在經歷的事。

前線的迷失感是真的

Cham 在 Podcast 中反覆提到一個詞：disoriented，迷失方向。他說他認真看待這種經驗。

「我不認為奇點會發生。但我確實看到，在某些局部、某些小範圍裡，能力的指數級成長讓人真的感到迷失。」他描述的不是抽象的哲學焦慮，而是他在矽谷親眼見到的：一些小團隊、一些推動 AI 前沿的人，突然發現自己面對的不再是理論上的可能性，而是正在發生的現實。他們必須即時回答關於工作本質、個人身分、責任歸屬這些根本問題，不是在案例研討課上，而是在每一天的工作裡。

Cham 認為，面對這種迷失感的正確態度，既不是加速衝過去，也不是按下暫停鍵。而是承認它的存在，並且為那些正在經歷它的人提供社群和智慧。「在急著把這件事當成醜聞、當成媒體故事、或者當成賺錢機會的過程中，我們錯過了底下正在發生的真實的事。」

這段話之所以有重量，是因為 Cham 自己就是一個靠 AI 賺錢的人。他投資 AI 新創，他從 AI 的成功中獲利。但他沒有因此假裝一切都很美好，也沒有把焦慮包裝成行銷話術。他只是說：前線的人需要的不只是資金和技術，還有社群和智慧。

創世紀比啟示錄更有用

這就是信仰的框架介入的地方。

Cham 花了很多時間尋找同樣在建造 AI 相關事物、同時也在思考信仰的基督徒。他的觀察是：基督教有一個很長的歷史，見證過權力被善用和濫用的無數案例。「聖經裡面有大量的篇幅，在講人類使用權力的好結果和壞結果。我覺得這種智慧在現在這個時代特別有價值。」

但他對基督徒社群也有批評。他說很多基督徒一想到 AI，就直接跳到啟示錄的末日想像：世界會怎麼毀滅、這是不是獸的印記。他認為這搞錯了方向。比起聖經的最後一本書，基督徒更該看的是第一本書，也就是創世紀。

創世紀講的是創造。創造好的事物，也創造出壞的結果。人類做好的決定，也做壞的決定。而這兩者不是非此即彼，往往同時存在於同一個故事裡。 Cham 認為，基督徒如果能用創世紀的框架來思考 AI，會比用啟示錄的框架有用得多。「我覺得基督徒在當下這個世界能做出最大貢獻的方式，就是用創世紀的思維去想：我們有機會參與一件新事物的創造。」

這裡的重點不是宗教本身，而是思維模式。末日框架讓人恐懼、退縮、想要阻止一切。創造框架則讓人參與、謹慎、但保持行動力。你知道事情會出錯，因為人類的歷史從來沒有一次創造是完美的。但這不是停下來的理由，而是帶著謙遜去做的理由。

未來會更好嗎？要看我們怎麼選

Cham 對人類未來的看法帶著一種不樂觀也不悲觀的務實。

主持人問他，如果工作可以被自動化，社會會變成什麼樣？他的回答很有意思：人類會擁有更多的力量，但力量不會消除鬥爭。「我有很多非常有權力的朋友。他們照樣辛苦、照樣有問題。人跟人之間會鬥爭、會做壞決定、會結黨。這就是社會關係的本質。」

他用了一個時間尺度的比喻。一百年前，人們幾乎每個清醒的時刻都在工作。後來自動化釋放出了一些時間，人們有了五十小時可以讀書、休閒、做其他事。現在，一般人每天大概只有一小時真正在做創造性的工作。 Cham 猜測，我們的下一代或再下一代，可能會有五十小時可以做創造性的事。但與此同時，他們照樣會嫉妒別人、照樣會為了「他有五萬個 AI 機器人替他工作，我只有五千個」而不開心。

「事情不保證會變好。事情可以變得非常非常糟。」 Cham 直言。「但事情最終變好還是變壞，取決於人類做的決定，取決於我們做的決定。」他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特殊的時間窗口，現在做的很多選擇，包括道德直覺的建立、政治決策、商業模式的設計，都會影響接下來一百年的走向。

這就是他感受到的急迫感，不是因為 AI 本身危險，而是因為人類在面對新力量時做選擇的時間窗口有限。選擇一旦做了，就會被嵌入制度、嵌入文化、嵌入下一代的預設值裡。

我的觀察

Cham 在矽谷算是異類。一個公開談信仰的 AI 投資人，用創世紀來思考技術倫理，在一個充斥著加速主義和末日論的產業裡走第三條路。但我覺得他的價值不在於信仰本身，而在於他提供了一種不同的時間尺度。

AI 圈的主流論述要嘛在談下個季度的模型發布，要嘛在談五十年後的 AGI。 Cham 的視角不一樣，他在談的是現在。此刻。那些正在前線經歷迷失感的人，他們需要什麼？不是更快的模型，不是更多的資金，而是一個可以誠實說出「我不確定自己在做的事是對的」的空間。

台灣的科技產業很少有這種對話。我們很擅長談效率、談成本、談競爭力。但面對 AI 帶來的根本性變化，那些關於「我為什麼做這件事」「我該為什麼負責」的問題，我們幾乎沒有空間去討論。也許 Cham 的創世紀框架，不管你信不信教，提供了一個有用的起點：參與創造，但帶著謙遜，知道事情一定會出錯，然後為自己的選擇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