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aren Hao：OpenAI 的使命從來不是它網站上寫的那個版本

本文整理自 This Is World 節目 2026 年 5 月播出的單集，來賓為 AI 調查記者 Karen H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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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hatGPT 出現之前，她就已經在 OpenAI 辦公室裡了

Karen Hao 不是那種等到 ChatGPT 爆紅之後才開始關注 AI 的記者。2019 年，她以 MIT Technology Review 資深 AI 編輯的身分進入 OpenAI 辦公室做採訪。當時 ChatGPT 還不存在，大多數人對這家公司的印象停留在「一群理想主義者要用 AI 造福人類」。Hao 最初的假設也差不多：使命是真誠的，只是公司後來在執行上可能偏離了方向。

七年之後，她的看法完全翻轉了。

Hao 是華裔美籍記者，MIT 機械工程系畢業，父母都是電腦科學家。離開 MIT Technology Review 後，她加入華爾街日報擔任駐港記者，報導中國科技產業。2025 年 5 月出版了《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訪談超過 250 人，包括 90 多名 OpenAI 的現任和前任員工及高層。書中引用了大量在馬斯克（Elon Musk）與阿特曼（Sam Altman）訴訟中公開的內部電子郵件和 Slack 對話紀錄。出版後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獲得美國國家書評人獎（非虛構類）和紐約公共圖書館 Helen Bernstein 新聞卓越獎。2025 年入選 TIME AI 百大影響力人物。

這本書出版前，Hao 把 40 頁的事實查核請求寄給了 OpenAI，上面詳列了書中的每一項發現，請對方回應或更正。OpenAI 沒有給出任何正式回應。阿特曼後來在社群媒體上公開批評了這本書，但始終沒有接受 Hao 的訪談邀請。

非營利架構只是挖角工具

很多人對 OpenAI 的認知框架是：一個純粹的非營利組織，被資本誘惑後逐漸腐化。Hao 在調查初期也這樣想。但當她讀到訴訟中公開的共同創辦人之間的早期通信時，她對這家公司的理解徹底改變了。

「這些信件很清楚地顯示，成立 OpenAI 的首要目標就是成為世界第一的 AI 實驗室。」2015 年的時空背景下，這個目標的具體含義就是「打敗 Google」，因為當時只有 Google 真正在 AI 領域稱霸。非營利架構不是目標本身，而是達成目標的工具。原因很實際：當時 OpenAI 的瓶頸是人才，不是資金。阿特曼和馬斯克很清楚，如果比薪水，永遠贏不了 Google。Google 的錢太多了。但如果把競爭維度從薪水轉移到「使命感」，情況就完全不同。

他們可以跟頂尖 AI 科學家說：「來 OpenAI 吧，這裡不是為了賺錢，是為了全人類的未來。」Sutskever 就是這樣被挖過來的，他選擇降薪加入。一旦人才瓶頸被突破，新的瓶頸就轉向了資本：要擴大模型規模，需要大量的運算資源和資金。這時非營利架構就變成了障礙而不是助力。於是營利實體被創建出來，用來籌措規模化所需的資金。

Hao 的結論很冷靜也很尖銳：「使命沒有被腐化，因為真正的使命從來不是寫在網站上的那個版本。」組織架構從非營利轉向營利，不是背叛，而是瓶頸轉移後的理性調整。只不過，被用來當作挖角工具的「使命感」，在完成階段性任務之後就被擱置了。

美中 AI 競賽不是「新冷戰」

Hao 在香港為華爾街日報工作的那段期間，近距離觀察了美中科技關係的實際運作。她對「AI 新冷戰」這個流行說法持強烈異議。

「冷戰類比根本站不住腳，」她說。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幾乎沒有任何連結，無論是經濟上還是科學上。但今天的美國和中國在兩個層面都深度交織。一個很少被提到的事實是：美國和中國的 AI 研究者，互為彼此最大的國際合作夥伴。也就是說，真正在做技術開發的那些人，合作的頻率和深度遠超大多數人的想像。這跟「兩個敵對陣營」的敘事完全矛盾。

華府和北京之間當然有競爭。但把這種競爭框架成零和的、敵對的「冷戰」，會產生危險的政策後果。它讓政府把 AI 發展定位成國家安全議題，而不是需要國際協調治理的全球性議題。它讓「我們必須比中國更快」成為一切決策的依據，壓過了「我們是不是在用正確的方式發展 AI」這個更根本的問題。Hao 的觀察是，這種框架更多是服務於 AI 公司和政治人物的利益，而不是服務於科學進步或公共利益。

如果可以改變一件事：那個名字

訪談到了尾聲，主持人問了一個假設性的問題：如果可以改變 AI 歷史上的一件事，會是什麼？

Hao 的答案不是某個政策決定，也不是某個技術選擇，而是一個名字。

「我會改掉『人工智慧』這個名字。」John McCarthy 在 1956 年為了一場暑期研討會的經費申請而造出了這個詞。他後來在電視上承認：「我發明這個詞，是為了拿到一場暑期研究的經費。」當時團隊裡就有人不同意用「人工智慧」這個名稱，認為它會對公眾產生誤導，讓人以為這個領域在做的事情比實際情況更接近「真正的智慧」。但 McCarthy 堅持了，因為之前叫「自動機研究」的時候根本沒人在意。

這個七十年前的行銷決定，至今仍在塑造整個領域的發展軌跡。把研究領域錨定在「智慧」這個概念上，驅動了一代又一代研究者去追求「複製人類意識」這個可能永遠無法達成的目標。Hao 提到了一個有意思的例外：塔夫茨大學有一位教授，不是用人類智慧來建構 AI 模型，而是用蠕蟲的智慧。蠕蟲的「智慧」不是基於大腦，而是基於身體的化學訊號傳遞。這徹底改變了 Hao 對「智慧」這個概念的理解：「人類智慧本身就是一種高度特化的產物，為什麼我們理所當然地認為它是唯一值得複製的模板？」

另一個根本的問題是，AI 產業用來衡量「進步」的基準測試，完全是由業界自己設計的。這些測試集中在數學、程式設計、科學等技術能力上，因為設計測試的人本身就是技術人員，他們認為技術知識是最高等的知識形式。但這些基準完全忽略了文化流暢度、非語言溝通、以及世界上絕大多數語言的能力。更荒謬的是，公司自己出題、自己考試、自己公布成績，然後宣稱「我們離 AGI 更近了」。

記者的信念：未來還沒有被寫好

Hao 不做預測。「預測讓人覺得未來已經寫好了。我全部工作的前提是：未來還沒有被決定。我們靠今天的行動來書寫它。」

她把自己定位為公共教育者。在她看來，民主能夠運作的基本前提之一，是公民有足夠的資訊來做出明智的決定。但 AI 公司正在做相反的事。「如果你看這些公司所有的公開發言，它們的核心目的都是讓公眾覺得自己更沒有能力、更沒有選擇。」所以她寫了這本書。不是要給出答案，而是提供足夠的資訊，讓讀者自己判斷要什麼樣的未來。

她的調查不只聚焦在 OpenAI 總部。書的另一半篇幅，是走進全球各地受到 AI 開發衝擊的社區，採訪真實受到影響的人。「我一直很沮喪的是，我們總是在抽象地討論 AI。好像影響都是理論上的、未來的。其實根本不需要這樣，因為已經有真實的人在承受 AI 帶來的後果了。我們應該去跟他們對話，記錄他們的經歷，然後用這些作為證據來決定下一步該怎麼走。」

真正該問的問題，也許不是「AI 能做什麼」或「AI 會取代誰」，而是：誰在決定 AI 的發展方向？這些決定服務於誰的利益？公眾有沒有管道去影響這些決定？如果答案持續是「少數幾家公司在決定，公眾沒有任何資訊」，那不管技術本身多厲害，結果都不會對多數人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