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安全與治理

你的工作不只值一份薪水：教宗的 AI 時代勞動尊嚴宣言

教宗良十四世的 AI 通諭《偉大的人類》第四章後段，直指 AI 自動化對勞動尊嚴的威脅。通諭主張失業是社會罪惡，提出創新的社會標準、主動式政策、企業責任三條路徑。本文對照 2026 年全球裁員潮、歐盟 AI 法案與台灣就業現況，解析教宗的經濟正義框架。

2026 年 5 月 29 日 · 來源： Magnifica Humanitas

"The human person is an end, not a means, and the economic order must remain subordinate to human dignity and the common good."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經濟秩序必須服從於人的尊嚴和共同善。」

—— 教宗良十四世，《偉大的人類》¶152

2026 年第一季，全球科技業裁掉了將近八萬名員工。根據追蹤機構 TrueUp 的統計，其中約半數的裁員直接歸因於 AI 和工作流程自動化。這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個案決策，而是一場跨產業的結構性地震。支付平台 Block 的執行長 Jack Dorsey 把公司從一萬人裁到不足六千人，公開信中直接將 AI 列為核心原因。全球最大律師事務所之一 Baker McKenzie 裁掉六百到一千名後勤支援人員，理由同樣是 AI 技術的導入。埃森哲（Accenture）、亞馬遜（Amazon）、戴爾（Dell）、微軟（Microsoft）等科技巨頭，都宣布了以萬人為單位的 AI 相關裁員計畫。《哈佛商業評論》（Harvard Business Review）在 2026 年 1 月的分析中下了一個刺痛人的標題：「企業因為 AI 的潛力而裁員，不是因為 AI 的表現。」很多人失去工作，不是因為 AI 已經證明自己能做得更好，而是因為管理層相信 AI 遲早會做得更好。員工不是被機器取代的，是被對機器的預期取代的。

教宗良十四世在《偉大的人類》通諭的第四章後半段，正面迎接了這個問題。他沒有迴避自動化帶來效率的承諾，但他問了一個不一樣的問題：失去工作的人，失去的到底是什麼？如果只是收入，那發一張支票就解決了。但如果工作承載的是尊嚴、自我實現、社會參與和人際連結，那麼大規模失業就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一場對人之所以為人的系統性威脅。上一篇我們看了教宗如何拆解演算法對真相的壟斷，這一篇，他的目光從資訊領域轉向了勞動市場，而他的診斷同樣犀利。

工作不只是「做事」

教宗的勞動哲學有一個明確的歷史起點。通諭第 148 段從天主教社會訓導的奠基之作《新事》通諭（Rerum Novarum, 1891）談起，指出教會從一百三十五年前就認定工作是「理解整個社會問題的核心鑰匙」。教宗特別引用了聖本篤（Saint Benedict of Nursia）將祈禱與工作結合的傳統，指出日常勞動是人回應天主召叫的一部分。教宗的意思不是「工作很辛苦但你得忍耐」，他在建構一整套關於勞動的人類學：人透過工作參與了創造的延續。我們透過勞動貢獻社會進步和共同善，發揮所受的才能，改善和美化世界，養活家庭，在合作關係中學習傾聽和對話，共同建造任何人獨力無法完成的事物。工作是人之所以為人的一個維度，不只是謀生的手段。

通諭第 149 段把這個論點推得更遠：「工作不只是工具，它表達並提升了我們生命的尊嚴。它是人類處境的要求，是通往成熟、發展和個人實現的正常路徑。」教宗接著加了一句很關鍵的話：對窮人的經濟援助在緊急情況下可能是必要的，但不能成為唯一的回應，因為目標是讓每個人都能透過自己的工作有尊嚴地生活。這句話直接挑戰了矽谷對 AI 取代工作的標準回應方案。OpenAI 執行長奧特曼（Sam Altman）資助了一項為期三年、每月發放一千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實驗，參與者為德州和伊利諾州的一千名低收入民眾。結果顯示受領者在壓力減輕和食物安全方面有初期改善，但長期效果逐漸減弱。教宗的論點恰好解釋了為什麼：金錢可以解決收入問題，但解決不了意義問題。一個每月收到一千美元但無事可做的人，在經濟帳面上或許脫離了貧窮。但在教宗的框架裡，這個人的尊嚴仍然受損，因為他被剝奪了透過勞動參與社會、實現自我的機會。

但通諭並沒有把自動化一筆勾銷。第 150 段承認 AI 和機器人承諾減輕人類的負擔，然後筆鋒一轉，引用研究指出現實往往恰恰相反。通諭寫道：「AI 承諾透過接管瑣碎任務來提升生產力，但實際上經常迫使工人適應機器的速度和需求，而非讓機器設計來支持工作者。」結果是 AI 反而讓工人「去技能化」，使他們受到自動化監控，把他們降格為僵化重複的任務。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在 2026 年 5 月發布的調查報告《演算法的剝削》（Algorithms of Exploitation）用大量實證印證了教宗的診斷。報告調查了美國七大零工平台，包括 Amazon Flex、Uber、DoorDash、Instacart、Lyft 等，發現這些平台用演算法系統性地剝奪工人最低工資保障、阻礙集體協商、執行沒有正當程序的即時解僱。平台追蹤工人的位置、速度、煞車習慣甚至手機使用狀況，監控延伸到非工作時間。這些資料被輸入行為評分系統，決定你的工資、派單頻率，以及你是否能繼續留在平台上。教宗在通諭中寫的「工人被迫適應機器的速度和需求」，在這些外送員和倉儲工人的日常裡不是比喻，而是字面上的現實。

教宗為什麼說失業是「罪惡」

通諭第 151 段直接引用了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John Paul II）的判斷：大規模失業是一種嚴重的罪惡。這個用詞的力量需要放在天主教的語境裡理解。教宗不是說失業「不太好」或「令人遺憾」，他用的是 grave evil。在教會的道德語言裡，這個詞意味著它不是自然災害，而是人為選擇的結果，因此有人必須為此負責。通諭把這個判斷推進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語境：「創新往往只以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潤為目標」（¶151），導致一部分高度專業化的少數人獲得過高報酬，而大量勞動力的薪資同步下降。第 154 段描繪了一幅令人警醒的圖景：一個技術高度發達但只為少數人提供就業的社會，將使許多人陷入「被迫的無所事事、缺乏責任感、日常任務和刺激的缺席」，最終導致「物質進步與人類學退化並存的悖論」。這不是科幻小說的設定。在矽谷，AI 工程師的年薪中位數已突破十五萬美元，而同一座城市裡的零工外送員可能連基本工資都拿不到。國際貨幣基金（IMF）的估算顯示，先進經濟體中約 60% 的工作面臨 AI 的實質衝擊，而全球 41% 的雇主計劃在未來五年內縮減可被 AI 自動化的崗位。教宗所描述的那個「少數人繁榮、多數人被遺棄」的社會，正在以一種漸進但確定的方式成形。

面對這個診斷，通諭第 156 段提出了三條具體路徑。第一，建立創新的社會標準：每一項自動化和 AI 的導入，都應該伴隨可驗證的措施來保護就業、再培訓和工人的參與，「讓技術朝向釋放人類時間和能力的方向發展，而非製造排斥」。第二，推動主動式政策：持續培訓和職業轉型必須對所有人開放，確保適應的成本不完全落在個人肩上。第三，企業必須將工作品質和尊嚴納入成功指標。教宗的結論是：「當這些條件具備時，創新可以成為更安全、更有創造性、更有尊嚴的工作的盟友；沒有這些條件，創新往往成為不正義的加速器。」

歐盟的政策回應，已經開始沿著教宗的第一條路徑前進。歐盟 AI 法案（EU AI Act）從 2025 年 2 月起已禁止在職場使用情緒辨識 AI。到 2026 年 8 月，所有用於招聘、篩選、績效評估等人力資源領域的 AI 系統都將被歸類為「高風險」，必須接受人工監督、通知勞工、監測歧視並遵守隱私法規。2025 年 11 月，歐盟 AI 辦公室還推出了 AI 法案檢舉工具，讓員工和承包商可以匿名舉報違規。在平台勞動方面，歐盟平台工作指令（Platform Work Directive）已在 2024 年 12 月生效，成員國須在 2026 年底前轉化為國內法。國際勞工組織（ILO）也在 2025 年 6 月通過了平台經濟的勞動標準框架，預計 2026 年將採納具約束力的公約。這些發展說明教宗呼籲的「社會標準的創新」不只是理念，已經有了制度性的落點。但教宗的要求走得更遠：他不只要求規範個別技術，而是要求在整個經濟體制中重新確立一個優先順序，讓就業機會的創造和維持成為「評估任何發展模式的人性品質的核心指標」（¶154）。

超越「看不見的手」

通諭的經濟論述從第 157 段開始，直接挑戰了一個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前提：經濟自由是絕對的。教宗否定了這個假設，指出經濟自由「必須始終以共同善和每個人的尊嚴來衡量」。企業的創業精神可以是一種真正的召叫，創造財富並改善生活，但前提是它承認「創造有尊嚴、有價值的工作是它對社會的基本服務」（¶157）。通諭第 158 段援引前任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的警告：口頭上宣揚的經濟自由，而實際條件卻阻止許多人從中受益。那些標榜效率和個人成功的經濟模式，往往把對弱勢者的投資視為「無用或不便」，彷彿這些人的未來只取決於他們能不能跟上「贏家」的腳步。教宗直言：「與其等待成長的好處『最終』惠及窮人，不如從一開始就確保成長是包容性的。近幾十年的經驗表明，在經濟和金融危機中，付出最高代價的永遠是窮人，而那些承諾自動帶來普遍繁榮的理論，往往被證明是幻覺。」

通諭第 159 段對 GDP 開了一槍。教宗直言，我們需要「超越八十多年來以國內生產毛額為核心的發展衡量標準」，因為這些指標「幾乎系統性地忽略了攸關人民整體福祉和環境的面向」。他呼籲開發互補性的參數和指標，用來評估立法和監管決策如何影響工作尊嚴、共享繁榮、不平等的降低和環境保護。這個主張本身不新鮮，從不丹的「國民幸福指數」到聯合國的「人類發展指數」，替代 GDP 的嘗試已經進行了超過半個世紀。但教宗的論證獨特之處在於，他把 GDP 的不足直接連結到 AI 時代的具體威脅。通諭第 164 段指出，當資料和演算法影響信貸分配、人事篩選、服務和機會的准入時，這些決策必須「可理解、可質疑、可監督」，確保個人不會被簡化為一組資料檔案。GDP 衡量的是總量，但演算法製造的不平等藏在微觀的個別決策裡：你的信用評分、你的履歷排名、你的保險費率，每一個都可能被一個你看不見原始碼的模型所決定。

通諭第 163 段寫下了這一章最有力量的一句話：「在 AI 和機器人的時代，不再可能僅僅依賴市場的『看不見的手』。」教宗要求政治承擔起引導經濟和科技走向共同善的責任，推動有尊嚴的工作、社會包容和創新利益的公平分配。這個立場和矽谷最有影響力的 AI 領袖形成了有趣的對比。奧特曼提出了「美國公平基金」的構想，讓大型 AI 公司和地主每年貢獻約 2.5% 的價值到一個全民分配基金，甚至建議每個人都應該獲得「AI 創造之物的所有權份額」。這個方案的預設邏輯是：AI 會創造巨大的財富，問題只在於如何分配。教宗的框架問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如果這些財富的創造過程本身就建立在對工作尊嚴的系統性犧牲之上，那事後的重分配夠嗎？通諭第 162 段的回答很明確：「正義關乎經濟活動的每一個環節，從資源獲取到融資，從生產到消費；每一個選擇都有道德後果。」正義不能是「先創造財富，再來分配」的事後補救，它必須從一開始就內建在經濟過程中。

台灣的勞動尊嚴在哪裡

教宗的論述對台灣讀者而言不是隔岸觀火。科技新報在 2026 年初的報導指出，AI 因素在全球科技業裁員中的佔比已超過 50%，而世界經濟論壇（WEF）的《2025 就業未來報告》預估，2030 年前全球將淘汰 9,200 萬個職位，同時創造 1.7 億個新職位。台灣以製造業和科技代工為主的產業結構，在實體機器人大規模商用前還有一定的緩衝期，但白領服務業正面臨最直接的衝擊。客服中心、會計事務所、初階法律助理、基礎軟體外包，這些領域的從業者是第一波被生成式 AI「能力覆蓋」的族群。PwC 台灣的《2025 全球 AI 職缺動態調查報告》顯示，具備 AI 技能的員工薪資成長幅度達 56%，但人才的培育速度遠遠跟不上產業的需求變化。而且，受 AI 影響最大的職業，其職缺所需技能的變化幅度已經比其他職業多出 66%。這裡有一個正在擴大的鴻溝：會用 AI 的人獲得更高報酬，不會用的人面臨邊緣化，而「學會用 AI」的機會和資源本身就不是公平分配的。

台灣的勞動法規在面對 AI 自動化時，準備嚴重不足。歐盟已經把人力資源領域的 AI 使用列為高風險，要求人工監督和勞工通知；歐盟 AI 辦公室設立了匿名檢舉工具；ILO 正在推動具約束力的平台勞動公約。台灣目前沒有任何類似的法律框架。一家台灣企業如果用 AI 系統篩選履歷、評估績效、決定裁員名單，勞工幾乎沒有法律工具可以質疑這些決策的公平性和透明度。更根本的問題是，台灣的勞動法規仍然建立在傳統僱傭關係的假設上，面對平台經濟、遠距工作、AI 輔助決策這些新形態，既有法規的保護網有大量空白。國發會和資策會的人才需求推估報告雖然已經開始關注 AI 應用服務產業的人才缺口，但從辨識問題到建立制度保護之間，還有巨大的距離。教宗在通諭中呼籲的「社會標準的創新」，對台灣的政策制定者來說應該是一個迫切的信號。

教宗的工作哲學對台灣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啟示。台灣社會有一種根深柢固的務實傾向：工作就是賺錢養家，談什麼尊嚴？但教宗的論點恰恰挑戰了這種化約。當一個客服人員被 AI 取代，他失去的不只是月薪三萬五。他同時失去了每天和同事互動的關係、解決客戶問題時的成就感，以及作為一個「有工作的人」在社會中的位置感。教宗說的「物質進步與人類學退化並存的悖論」（¶154），在台灣可能以一種特別隱蔽的方式發生：GDP 數字持續成長，科技業出口亮眼，但越來越多人在職場中感到自己被架空、被監控、被簡化成效率指標上的一個數字。AI 不需要真的取代你的工作，只要把你的工作變得毫無尊嚴，傷害就已經造成了。

效率與尊嚴之間

通諭的最後幾段把目光轉向了家庭和青年。教宗在第 165 段指出，家庭是「首要的社會財」，但也是最先受到經濟和技術變動衝擊的單位。失業和就業不安全對家庭結構的破壞效應人盡皆知，短期的人力成本節省和財務效率最大化，長期來看侵蝕的是社會共存的根基。第 167 段特別點出了年輕人的困境：工作不只是收入來源，更是形塑認同、建立友誼、學習實際責任和辨識個人召叫的場域。當高失業率、不足的培訓體系和結構性障礙阻斷了年輕人進入職場的路徑，他們的人性和專業發展就被擋住了。通諭第 169 段提出四項政策方向：推動就業的穩定性和品質、確保健康的生活方式、投資可及的教育和再培訓、支持社會紐帶和教育社群。教宗的結語帶著務實的信心：「如果這些條件得到落實，技術轉型就可以在不損害建設未來之能力的前提下被消化，而正是這種能力，讓一個社會真正繁榮。」

這段論述拒絕了兩種常見的極端。它既不是盧德主義式的「砸毀機器」，也不是矽谷式的「相信市場會解決一切」。教宗站在兩者之間，堅持一個看似簡單但執行起來極其困難的原則：技術創新必須服務於人的尊嚴，而不是反過來讓人服務於技術的效率。在 AI 每天都在變得更強大的 2026 年，這個原則聽起來可能過於理想化。但它的價值恰恰在於它提供了一個判準，讓我們在評估一項 AI 政策、一次企業決策、一套自動化方案時，不只問「效率提高了多少」，還要問「工作的尊嚴保住了嗎」。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不會自動問這個問題。教宗說，那就是政治和社會必須伸出的「看得見的手」。

下一篇，我們將進入通諭中最令人不安的領域：數位時代的自由危機。教宗將揭露注意力經濟如何設計性地削弱人的內在自由、大規模資料蒐集如何創造新形式的社會控制，以及數位經濟的供應鏈底層，那些為 AI 標註資料、審核內容、開採稀土礦物的沉默勞動者，如何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新形態奴役。

📺 教宗通諭發布演講

📚 教宗 AI 通諭系列：完整解讀《偉大的人類》

📎 通諭原文 Magnifica Humanitas（英文全文，梵蒂岡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