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願意讓 AI 公司執行長，還是國會來決定 AI 的未來？

本文整理自 a16z Podcast（The a16z Show）2026 年 3 月播出的單集，原節目首播於 TB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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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讓所有人不舒服的問題

Anthropic 在 3 月初遭五角大廈（在現任政府下已更名為「戰爭部」）指定為「供應鏈風險」，隨後在 3 月 9 日提起訴訟。多數評論聚焦在「Anthropic 是否應該配合軍方」這個問題上。但 Stratechery 創辦人 Ben Thompson 在 a16z Podcast 上提出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在 AI 這種變革性技術的治理上，我們到底要讓誰來做決定？

Thompson 觀察到，矽谷很多人私底下都會說一句話：「我寧願讓 Dario Amodei 做這些決定，也不願交給我們那個爛透了的民主程序。」Thompson 的回應是：這句話至少很誠實，因為它清楚說出了目前的實際選擇。但他隨即指出，這句話的本質就是放棄民主治理，轉向由未經選舉、不須問責的私人企業高管來決定一項可能改變人類命運的技術如何被部署。Anduril Industries 創辦人 Palmer Luckey 也曾用不同的方式提出同樣的問題：在一個民主社會裡，誰應該決定強大技術的走向？

這不是抽象的哲學辯論。Anthropic 執行長 Dario Amodei 說他對軍方 98-99% 的使用場景沒有異議，他堅守的紅線只有兩條：大規模國內監控和完全自主武器。這兩條紅線聽起來都很合理。但問題在於：一家私人公司有權替整個社會劃定這些紅線嗎？

權力的殘酷邏輯

Thompson 的分析建立在一個政治哲學的基本前提上。所有的權利、所有的法律，都建立在被治理者同意遵守的基礎上。而這個同意的最終擔保，是暴力的壟斷權。政府之所以是政府，不是因為它贏得了道德辯論，而是因為它成功壟斷了合法使用武力的權力。

這聽起來很刺耳，但 Thompson 認為這是理解 Anthropic 處境的關鍵。如果 AI 真的是核武級的技術（如 Amodei 自己反覆聲稱的那樣），那麼掌握暴力壟斷權的實體就不會容忍一家私人公司自行決定這項技術的部署方式。Thompson 分析了五角大廈的真正意圖：「目標不只是不用 Anthropic。目標是傷害 Anthropic。如果你不願意服從我們，你就不被允許建立獨立的權力基礎。」

這個分析解釋了為什麼五角大廈的反應如此激烈。供應鏈風險指定通常保留給外國敵對勢力，用在一家本土公司身上是前所未有的。它的目的不是找替代方案（OpenAI 已經與五角大廈達成機密環境使用協議），而是設立一個範例：挑戰國家權威的公司會付出代價。Thompson 不認為這是對的，但他認為這是可預測的。任何對權力運作方式有基本認知的人，都不應該對此感到意外。

監控法律的時代斷層

在三個議題中，Thompson 認為 Anthropic 在數位監控方面的論點最有說服力。他個人也認同這個擔憂，並且用了一個清晰的分析框架來解釋為什麼。

美國現有的監控法律是在物理監聽的年代制定的。那時候，要竊聽一個人的電話，你需要實際接觸到電話線路，需要去現場安裝設備，需要人力逐一監聽錄音。這種物理摩擦本身就是一種天然限制：就算法律允許政府竊聽，實際操作的成本也限制了監控的規模。法律框架是在預設這種摩擦存在的前提下設計的。

電腦已經消除了那個物理摩擦。政府不再需要去現場接線，可以直接取得數位通訊紀錄。但至少在電腦時代，分析這些資料仍需要大量人力。AI 會把最後這道限制也消除掉。想像一下：政府購買商業資料集（這完全合法），再用 AI 大規模掃描、交叉比對、建立行為模型，就能對數億公民進行事實上的全面監控。而這一切在現行法律下可能完全合法，因為法律制定者從未想像過這種規模的監控技術。

Amodei 的觀察是精準的：問題不在於現行法律是否允許大規模 AI 監控（很可能允許），而在於法律根本還沒跟上 AI 能力的飛速成長。這是一個制度性的時代斷層，不是靠一家公司的自律就能解決的。

立法的兩難

Thompson 的答案很明確：應該由國會來立法。他拿反壟斷法做類比。為控制供給端壟斷而設計的反壟斷法，無法有效管制需求端的平台聚合效應。Facebook 或 Google 並不壟斷供給，它們聚合需求。用舊框架套新問題，結果就是管不住。同樣的道理，為實體竊聽設計的監控法律，也無法應對 AI 驅動的數位監控。需要的不是重新解釋舊法，而是制定全新的立法框架，明確界定政府在 AI 時代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

但他也對這件事能否發生持悲觀態度。美國國會在科技立法上的表現長期令人失望。複雜的技術議題往往被黨派政治綁架，真正具備技術理解力的議員屈指可數。這就產生了一個尷尬的真空狀態：國會不立法，法院來不及跟上技術變化的速度，結果就是由私人公司在事實上決定了遊戲規則。

Thompson 指出，不管你喜不喜歡 Anthropic 的立場，一家私人公司以自己的價值判斷來劃定紅線，本質上就是在行使本應屬於民主機構的權力。這或許比政府無約束地使用 AI 來得好，但它繞過了民主程序，而且完全取決於那位執行長個人的判斷力和道德感。如果下一任 Anthropic 執行長的價值觀不同呢？

Thompson 提到了一個帶有黑色幽默的結論：也許最務實的安排，是他所謂的「越獄競賽」（jailbreak competition）。AI 公司設置技術護欄，政府嘗試繞過這些護欄。這種動態聽起來荒謬，但在法律真空、立法停滯的現實中，可能是目前最不壞的均衡。至少它比完全沒有護欄好，也比讓私人公司擁有不受挑戰的否決權好。

我的觀察

Thompson 的分析之所以值得台灣讀者關注，是因為台灣自己也站在類似的十字路口上。我們是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核心節點，AI 發展的關鍵推動者，同時也是地緣政治衝突的前線。AI 治理不是遙遠的華盛頓政策辯論，它會直接影響台灣在全球科技秩序中扮演的角色。

Anthropic 的訴訟結果（截至 3 月 12 日仍在進行中）不會解決根本問題。就算 Anthropic 贏了，下一家 AI 公司還是會面臨同樣的壓力。就算政府贏了，數位監控的制度缺口依然存在。Thompson 點出的是一個結構性的空白：在民主機構跟上技術速度之前，權力真空會被各種力量填補，無論是矽谷的執行長還是五角大廈的將軍，而這些填補方式未必是任何人真正想要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