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只台積電：三位臺灣人在哈德遜研究所重新定義臺灣 AI 戰略價值

2025 年 12 月 19 日，華盛頓一場不到一小時的線上座談會，三位與臺灣有深厚淵源的專家坐在鏡頭前，對著美國政策圈喊話：如果你們談臺灣只會談台積電，那你們根本沒搞懂這場 AI 競賽的全貌。

這場座談的場域本身就值得注意。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是華盛頓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智庫之一，長期被視為共和黨外交與國安政策的重要智囊。在川普第二任期中，這個機構的政策建議直接影響白宮的決策方向。選擇在這裡發聲，等同於是對著美國當前執政核心的耳朵說話。

座談由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華特斯（Riley Walters）主持，三位講者分別是：民主社會與新興科技研究所（DSET）執行長張智程（Jeremy Chang）、臺灣人工智慧實驗室（Taiwan AI Labs）創辦人杜奕瑾（Ethan Tu），以及哈德遜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許毓仁（Jason Hsu）。三個人的背景完全不同——經濟安全學者、AI 技術實踐者、政策倡議者——但他們的論述匯聚成一個共同訊息：臺灣在 AI 時代的戰略價值，遠比華盛頓目前所理解的更廣、更深。

「大圍城」：中國不是在追趕晶片，而是在包圍整條供應鏈

張智程的發言從一個多數人不會注意到的東西開始——PCB（印刷電路板）。那塊拆開任何電子裝置都能看到的綠色塑膠板，從 AI 伺服器到智慧型手機到冰箱，所有電子設備裡都有它。但多數華盛頓的政策制定者可能從來沒有想過：全球 PCB 製造的 80% 以上，集中在臺灣和中國手中。沒有 PCB，晶片就沒有平台可以安裝，所有其他零組件也無法相互連接。張智程直言，沒有 PCB，所有的 AI 技術都是空談。

這不是隨機舉例。張智程要傳達的核心論點是：當美國人談 AI 硬體時，注意力通常停留在「下游」的大型語言模型和「上游」的晶片這兩端。但在晶片的更上游，還有數千層的製造生態系——材料、設備、封裝、基板、PCB——每一層都涉及不同的技術和供應商，而臺灣在這整個生態系中都扮演關鍵角色。華盛頓的政策討論如果只聚焦台積電，就像只看到冰山露出水面的尖端。

張智程用了一個引人注目的概念來描述這個局面——「大圍城」（The Great Siege）。這是 DSET 今年發布的研究報告標題。他的分析是：中國正在執行一個與美國截然不同的競爭策略。美國或許在最尖端的 AI 模型和 GPU 上保持領先，但中國正在利用其製造業的過剩產能和供應鏈的主導地位，對美國的技術優勢形成「圍城」。也就是說，即使美國有最好的軟體和最先進的晶片，如果製造這些技術所需的實體基礎設施——從 PCB 到伺服器機殼到所有中間零組件——都被中國掌控，那美國的技術創新就無法轉化成實際的產品和部署。你有最厲害的武器設計圖，但造不出武器。

這個觀點直接挑戰了華盛頓目前的主流思維。過去幾年，美國對中國的科技圍堵策略主要集中在「封鎖」——透過出口管制阻止中國取得最先進的晶片和半導體設備。但張智程指出，這個策略忽略了一個根本問題：在晶片以外的製造供應鏈中，不是美國在圍堵中國，而是中國有可能反過來圍堵美國。

中國產業競爭的真實面貌：不是計劃經濟，是地方政府間的殘酷淘汰賽

張智程對中國產業政策的分析，可能是這場座談中最具原創性的觀點。他指出，西方世界的研究者普遍有一個認知偏差：認為中國是一個計劃經濟體，所有決策都由中央集權式地下達，資源由上而下分配。但 DSET 的研究顯示，真實情況遠比這複雜。

中國產業政策之所以有競爭力，恰恰是因為它不像蘇聯那樣完全由中央主導。中國的模式是中央設定方向，然後由地方政府在這個方向下激烈競爭。上海和深圳競爭，北京和其他城市競爭，每個地方政府都在補貼自己的「在地冠軍企業」，爭取成為全國冠軍。這種地方之間的殘酷競爭，製造了一種獨特的效果：內部競爭催生出真正的創新和效率，同時中央又能利用這種競爭來加速整個產業的發展。

但這個模式有一個巨大的副作用——過剩產能。因為中央無法控制每個地方政府的投資衝動。當中央說「五年計畫的重點是電動車」，幾百家電動車品牌就在中國各地冒出來。現在中央說「大型語言模型是未來」，同樣的劇本再次上演——各地湧現數百個語言模型，每個都由地方政府和風險投資支撐。表面上看，這是資源的巨大浪費，但張智程指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戰略後果：這種過剩產能雖然沒有效率（efficiency），卻極其有效（effective）——因為它能消滅西方的競爭者。

邏輯是這樣的：中國企業不需要從市場獲利，它們靠政府補貼和多元化的資金來源存活。而西方企業需要盈利才能存續。當中國以補貼支撐的過剩產能湧入市場，價格被壓到西方企業無法生存的水平，最終的結果就是西方競爭者被逐出市場。這在太陽能板、電動車領域已經上演過，現在同樣的模式正在 AI 和半導體供應鏈中重演。

基於這個分析，張智程認為單靠出口管制不足以應對。出口管制只能針對瓶頸技術——最先進的晶片、最關鍵的設備——但面對中國以規模和過剩產能進行的全面性供應鏈競爭，需要更全面的經濟戰略工具，包括投資審查、進口管制，甚至需要深入研究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邏輯，找到可以介入和削弱其動機的槓桿點。

杜奕瑾：臺灣的軟實力——聯邦式學習與反資訊戰

如果說張智程談的是臺灣在硬體供應鏈中的「不可取代性」，杜奕瑾則從軟體和 AI 應用的角度，展示了臺灣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戰略資產。

杜奕瑾的經歷本身就是臺美科技人才流動的縮影。他是 PTT（批踢踢實業坊）的創辦人——臺灣最大的網路論壇，1995 年誕生的開源非營利專案。後來他在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從事人類基因組研究，又加入微軟工作了 11 年，參與建構 Azure 雲端原生服務。2017 年回臺灣創辦 Taiwan AI Labs，定位為亞洲第一個非營利 AI 研究機構，專注於可信任與負責任的 AI。

杜奕瑾在座談中提出的核心概念是「聯邦式聯盟」（Federated Alliance）。在臺灣，Taiwan AI Labs 已經協助 92% 的醫療體系建立 AI 能力，涵蓋上千個醫學中心的應用和模型；同時與 39 家金融機構合作開發反詐騙解決方案。這些應用的共同特點是：資料不需要離開各機構，透過聯邦式學習的架構，各方可以共同訓練模型、達到最佳效果，同時保護資料隱私和安全。

這種模式的價值不只在技術，更在戰略：它提供了一條和中國「大政府、大集中」完全不同的 AI 發展路徑。中國的做法是把所有資料集中起來，用規模取勝，代價是犧牲隱私和安全——甚至有意為之，因為集中資料本身就是政府監控的工具。杜奕瑾舉了一個例子：中國的科技公司提供免費的語音辨識服務，但免費的原因是它們幫助政府蒐集語音資料——每個使用者透過 App 的語音輸入，都成了政府的情報素材。西方任何需要營利的企業，都沒辦法和這種「政府買單、資料回收」的商業模式競爭。

杜奕瑾的回應很乾脆：不需要在同一個維度上競爭。如果民主國家建立以隱私和安全為前提的 AI 標準，那些依靠政府補貼但不在乎安全的中國 AI 產品，天然就會被排除在可信任市場之外。而臺灣的聯邦式學習經驗，恰好提供了一個可以向全球推廣的替代方案。

另一個被杜奕瑾凸顯的臺灣優勢是中文語言能力在資訊戰中的應用。Taiwan AI Labs 自行訓練了中文大型語言模型，利用對中文語境的深度理解，來偵測社群媒體上的資訊操作——包括識別被威權政府操控的演算法偏見、追蹤特定敘事的推送和壓制模式，以及發現與軍事採購等敏感議題相關的資訊操作。杜奕瑾的論點是：如果你需要一個真正懂中文的 AI 專家來理解中國的語言模型在做什麼，臺灣大概是全世界最好的選擇。

許毓仁的「Pax Silica」：從矽土和平到 AI 時代的同盟重構

許毓仁的發言把討論拉到了最高的戰略層次。他開門見山地說：AI 政策現在就是國安政策，而這個戰略的重心不只在演算法，還在算力、晶片、資料中心、能源和供應鏈。誰在 AI 上領先，誰就將塑造軍事優勢、情報主導權、技術標準和全球規則的未來走向。

他提出的核心框架是「Pax Silica」——矽土和平。這不只是一個學術概念。就在這場座談前幾天，美國國務院正式推出了 Pax Silica 倡議，首屆峰會匯集了日本、南韓、新加坡、荷蘭、英國、以色列、阿聯酋、澳洲等國家，建立一個以算力主權和可信賴供應鏈為基礎的技術聯盟。許毓仁在座談中指出，這個新秩序的本質是：和平與穩定不再只靠意識形態或軍事同盟來維繫，而是靠對矽——也就是整個半導體到 AI 系統堆疊——的控制力和韌性。

但許毓仁也點出了一個令人尷尬的現實：在 Pax Silica 的成員名單中，臺灣只是以「客座貢獻者」的身分參與，而不是正式成員。考慮到臺灣在整個 AI 硬體供應鏈中的核心地位，這顯然是外交顧慮——其他成員國不願過度刺激北京——凌駕於戰略邏輯之上的結果。

在具體的政策建議上，許毓仁提出了四個美臺合作的方向。第一，共同確保 AI 硬體供應鏈的安全——從晶片到系統，不只是台積電一家公司。如果晶片是大腦，先進封裝就是神經系統；CoWoS 先進基板、HBM 整合這些看起來冷門的技術，其戰略重要性不亞於前端晶圓廠。必須建立可信賴的冗餘供應鏈，讓整個系統在地緣政治壓力下仍能運作，包括危機時的優先產能分配規劃、可信賴供應商清單、韌性物流路線，以及保護智慧財產的安全標準。

第二，將算力和資料中心納入同盟規劃的一部分。在 AI 時代，算力就像軍備——應該有算力儲備和緊急擴充能力的概念。算力不只是晶片本身，而是把晶片部署到叢集中，配合網路、電力、冷卻和維運的整體能力。臺灣企業——廣達、鴻海等——在全球伺服器和 AI 系統的生產中佔據重要份額，美臺應建立聯合的硬體與韌體安全標準、共享測試和認證管道，協調資料中心的建設。

第三，讓出口管制搭配正向的誘因。許毓仁特別提到川普政府新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中，有一段提到盟國如果與美國對齊出口管制，就可能獲得經濟利益。他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轉向——過去美國總是單方面要求盟國限制出口，卻不提供相應的獎勵。新的框架應該把盟國的製造業獎勵、可信賴市場准入、聯合研發路徑等正向措施，與出口管制結合為一個整體方案。

第四，保護生態系的安全、人才和完整性。許毓仁直言：今天中國在 AI 和半導體上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從臺灣流失的人才——台積電的頂尖工程師退休或離職後，轉而為中國競爭對手工作或提供諮詢。這意味著美臺合作不只是技術和貿易層面的，還需要更像一個整合性的技術安全夥伴關係：聯合反間諜、共享威脅情報、更嚴格的網路安全標準、更強的法律執行機制來遏止智慧財產外流。

拜登的「封鎖」策略為什麼需要轉向？

三位講者在一個關鍵判斷上高度一致：拜登時代以「拒絕」（denial）為核心的對中 AI 策略，效果正在遞減。

許毓仁的分析最為直接。拜登政府用出口管制阻止中國取得 H200 等高階晶片，但中國仍然能夠發展本土替代品——建造國產加速器、建設資料中心，用大量中低階晶片配合暴力計算和能源投入來彌補單顆晶片效能的差距。不管怎麼封鎖，中國都有辦法做出「夠用」的 AI 來和美國競爭。因此，新的戰略框架不能只想著阻止對手，而必須把重心放在維持自身的產業領先，加速下一代技術的研發，讓創新飛輪轉得比中國更快。

杜奕瑾則從技術實戰者的角度補充了一個重要觀察：中國的 AI 競爭策略本質上是「追趕基準測試」。中國政府設定方向，大量團隊接受補貼去衝刺美國設定的評測排行榜。這種模式的優勢是集中資源快速追上已知目標，劣勢是缺乏原創性——大型語言模型不是中國先發明的，深度學習也不是，因為中國的體制擅長的是「看到趨勢後全力追趕」，而不是在未知領域下注。但杜奕瑾也提醒，不能因此輕敵。中國在追趕基準測試這件事上確實很厲害，而且由於企業不需要從市場盈利——它們的營收來自政府的大規模監控城市專案、政府採購案——所以可以不計成本地投入。

這些分析匯聚成一個共同結論：對中國的競爭策略需要從「封鎖」轉向「擴散」——不是放棄管制，而是在管制的同時，更積極地讓美國和盟國的 AI 技術在全球部署。因為如果美國只顧著阻止中國，卻忽略了全球南方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 AI 需求，中國就會用便宜但帶有偏見的 AI 模型填補這些市場，建立起自己的技術勢力範圍。許毓仁特別警告，中國的「白牌 AI」——以各國品牌包裝、但底層是中國技術和中國價值觀的 AI 系統——正在透過一帶一路滲透到越來越多國家。當你用中國提供的 AI 搜尋特定問題時，你得到的答案會「自動轉向」符合北京的敘事。這對民主體制的侵蝕，與軍事威脅一樣危險。

臺灣的位置：不可取代，但只能被中國取代

這場座談最令人深思的，或許是張智程在結語中說的一句話：臺灣對美國和盟國而言是不可取代且不可或缺的，但臺灣的位置只能被中國取代。

這句話同時包含了臺灣最大的戰略資產和最大的戰略風險。如果美國和盟國失去臺灣的製造生態系，不是越南或印度能接手的——只有中國有能力填補這個空缺。這意味著保護臺灣的產業地位，在 AI 時代不只是臺灣的利益，更是美國和所有民主盟國的核心利益。

杜奕瑾對臺灣企業赴美投資的看法也值得注意。他駁斥了臺灣內部「不應該投資美國」的聲音，認為這種論述本身就是資訊操作的結果——「我們的鄰居不希望臺灣和美國走太近」。他指出，臺灣的高科技企業早已在全球各地投資，包括中國，投資美國不過是同樣邏輯的延伸。從技術和經濟的角度看，深化美臺合作是雙贏的選擇；真正需要做的決定是價值觀的選擇——你要站在自由和可信賴技術這一邊，還是另一邊。

在華盛頓，支持臺灣已是兩黨共識，但這個共識的「內容」正在改變。過去支持臺灣更多是出於意識形態（民主 vs. 威權）和安全承諾的慣性；現在越來越多政策制定者開始用一個更實際的標準來衡量臺灣——你對我們的 AI 競爭力有多少實質貢獻？這既是機會也是挑戰。三位講者在哈德遜研究所做的，就是試圖讓華盛頓看見：臺灣的貢獻不只是一家叫台積電的公司，而是一個橫跨硬體、軟體、人才、安全的完整生態系——而且這個生態系，是民主世界在 AI 時代最不能失去的。